曹德旺、宗庆后都说过的“税负过高”，总理回应了
来源：中国企业家
“最近有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在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李克强一语中的。
文|梁宵
2017年国务院的第一次常务会议上，“简政放权”连续第五年成为首要议题，而总理李克强也就此提到了最近热议的“企业税负”。
这个话题的热度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从学者到企业家，从官方到民间。在这个时间点上，几件足以搅动中国制造神经的事件看似偶然地重合了：一直希望提振制造业的美国迎来的新一任总统给企业允诺了丰厚的减税政策，此举已经造成了示范效应，比如英国就紧随其后批准了“进一步下调企业所得税”。而后，接受媒体采访的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透露计划花10亿美金去美国建厂，并指出在其所考察的国家里面，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是最高的；另一方面，传闻中要“转移”的富士康尽管在广州投资了610亿元人民币以证“决心”，但对美国设厂一事依然不置可否。
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引发了“税负问题导致中国制造大企业外迁”的不安猜测，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这些“重负”又意味着什么？
“税”非税
在2016年11月初举行的“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第一次提出“死亡税率”的说法，一个月后，这个话题突然引爆，让他自己都觉得始料未及。
企业的税负到底重不重？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感受，一个普遍接受的比较方式是参考宏观税负，因为中国政府税收90%由企业承担，宏观税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微观企业税负情况。
世界银行工业部原顾问基思·马斯顿研究指出，宏观税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下降0.136个百分点——高税负会以经济增长为代价。而在2016年7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已经确立了“降低宏观税负”的政策导向——这也是首次将基调从“稳定”变为“降低”。
方向没有问题，关键在于对于宏观税负，不同学者、不同部门的统计口径不一：分母位置的，一般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但是，对处在分子的税收量指标，却存在诸多争议。
“我国宏观税负率约37%，微观企业税负率则接近40%。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李炜光在“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课题发布上表示，其实这也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之一。
37%的数字来自于中金公司2015年8月所发布的报告，其中指出如果包括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总收入以及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在内计算，2014中国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年高达37%，已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平均在30~35%之间），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极不相称。
但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看来，这种计算方式高估了中国的宏观税负，他撰文称，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口径测算，2012-2015 年中国宏观税负接近 3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42.8%。
这样的一幕似曾相识，2014年国税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称中国宏观税负达44%的时候，时任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就表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口径，中国的宏观税负不超过35%，属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下，政府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有人评论指出，在此口径之下，只是将中国政府收入的一部分纳入到了分子中，并不能反映中国企业的真正税负水平。
“算税负重不重，不能玩数字游戏。”李炜光在接受采访时就指出。正是因为在统计口径上的选择性使用，或许才造成了官方数据与企业家感受之间的强烈反差。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近几年一直在强调中国民企的税负太重，“对我来讲税费没问题，对小企业绝对有问题。”而在最近接受浙江卫视《大牌对大牌》的采访时，他进一步指出，“特别是费，乱七八糟的费太多了，光我们这个企业就500多种费。”
“最近有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在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李克强一语中的。
为何越减越高？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减税的方向一直确定明朗，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则没有那么一目了然。
2016年12月27日，在“死亡税率”的讨论日益激烈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总会计师王陆进通报了2016年5-11月份整体营改增的减税情况，表示整体减税已达到4699亿元。
但落实到微观层面，以李炜光此前在四个城市、一百多个样本的调研所见，企业的负担却并非由此减轻了。
“虽然说两税合一，好像给企业节省了5千亿，事实上因为增值税的税率还是偏高，企业还是抱怨成本太高。尤其是经济比较低迷的时候，这种税负成本的压力感觉就更加大一些。”在朗润格政论坛上，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也这指出。
对于一部分企业感觉负担不减反增，王陆进解释缘于增值税特殊的抵扣机制，并表示“在营改增整体减税的同时，目前有1.5%的纳税人出现税负上升”。而另一方面，则有一些企业对减税本身的效果质疑则因为，尽管名义上的税收减少，却又被一些不明所以的费取而代之。
这一点，李克强在上述会议上也强调，“有些根本没有名目的‘费’，监管者对企业是说罚就罚、说缴就缴，企业的成本怎么能不高？”
“现在取消的不再是之前那样‘明显不合理’的审批事项，而是实实在在的‘硬骨头’。”李克强说，“我们之所以紧紧扭住简政放权这个‘牛鼻子’不放，就是要逐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性。”
企业之“死”？
如果从企业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什么样的税率水平会更加合理？
在李炜光看来，“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者个别学者，经常喜欢用营业收入做分母计算企业税率有多少，这没有多大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计算税率，显示出来的税率很低，好像企业没什么负担。可实际情况却可能是，企业没什么利润甚至亏损了。”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则是指企业的税费和强制缴费与商业利润的比例。根据世行与普华永道发布的最新报告，2016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达到了68%，位列世界第12位。
《新京报》对A股上市公司的一个梳理显示，2015年A股公司利润税负达147.52%。在数量上占A股半壁江山的制造业利润税为179.28%，其中采掘业平均利润税负高达1034.55%，为所有行业最高，而金融保险业，平均利润税负在所有行业中最低，为72.86%。
在李炜光看来，如果企业留利过低，失去投资和创新的能力，“税费征到这个份儿上，就属于死亡税率了。”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肯定了企业税收占利润的比重变化非常明显，但不同的是，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利润变薄了，企业亏损了”，这一方面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综合负担，税负仅仅是其中之一。“降成本仅仅依靠现有的降低税负，比如税率下调，社保缴费适当的下调，阶段性的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依靠降税、社保缴费使企业有利润。”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同时指出，减费降税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课题，“不管是税还是费，从来都是和政府的支出绑在一起的，我们总要问你拿什么去减费降税？目标是好，但是归宿在那。很多人的分析绕开了政府支出，而直接谈论减税降费，或者至多谈论到以扩大赤字的办法去支撑减税降费。”
但在宗庆后看来，很多政府支出本身就有着明显的不合理之处，“现在我们国家的财政部门，始终没有算好这笔账，现在把大量的赤字用在基本建设投资上，而且有的我认为是过度的，为了一个GDP的数字来搞这种投资，我认为反而后面会造成金融风险；而如果降低税收，给老百姓增加收入，把需求拉上来，然后把税基扩大，那么这个税收就是没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