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专访肯尼斯·阿罗
来源：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
题记
2月22日，斯坦福大学官网发布了阿罗辞世的讣闻，并致以哀悼，“我们这样铭记他，不仅作为一位传奇的学者，也作为一位谦逊而光辉的人物，令人倍感亲切，而又满怀敬意。”
这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他95年的人生历程中，开创了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社会选择理论、一般均衡理论、风险承担、库存理论、医疗经济学，以及信息和革新的经济学。他也是首先发现学习曲线的经济学家之一。
2009年 ，阿罗曾来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表了题为“可持续性与财富的度量”的演讲。本文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李力行老师对他的专访。
一、阿罗的学术贡献
问题：作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您在社会选择、一般均衡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等诸多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您觉得您在这些领域中的工作哪个更为重要？
阿罗：我认为社会选择理论是最重要的。其次，我认为是关于医疗经济学的几篇论文。当然，可能很多人并不会想到这一点。其实不单单是医疗问题，这其中的关键点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医疗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其中最本质的问题是，当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时候，医生知道的信息比病人多。病人无法判断医生是否会给他好好看病。除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病人与保险公司的关系也非常重要。病人得病的具体情形医生和病人了解的信息都比保险公司多，因此存在对医疗资源过渡使用的倾向。保险公司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再分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我不想就此细细展开讲。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不只属于医疗产业，在金融管制方面也存在类似问题。信息不对称是经济体系的一个很大问题。在一些情形下，它不怎么重要。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它很重要。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果就是市场失灵。在我之后，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和斯宾塞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的第三个贡献是一般均衡理论，当然并不只是存在性定理。这是让我非常骄傲的地方，但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背后的道理很简单，存在性定理是由我和德布鲁证明出来的。虽然这是一项很很艰难的经验性工作，但是却用一种非常严谨的方式来讲明了什么是一般均衡理论。与以往的人相比，我们只是用更清晰的方式来说明一般均衡理论。但我想说的是，这并不是原创性工作，因为想法早就有了。事实上，有四、五位经济学家都在这个方面做过工作。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关于这三个贡献，我就想说这么多。
问题：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下医疗卫生的经济学，您怎么看待当前美国的医疗体制改革？
阿罗：我的第一选择并不是现在讨论中的方案中的任何一个。它应该是一个单一支付体系，就像在欧洲那样。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个问题是，由于道德风险问题，怎么能够控制成本呢？这其中的困难并不是现有方案是不完美的，而是成本太巨大了。医疗成本在每一个国家都在迅速上升，在美国尤其严重。美国有17%的国民收入都用在了医疗支出上。在我当年写医疗经济学的论文时，这一比例仅有4%。现在美国这一比例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大。加拿大现在是11%。这一比例都在上升，但它不能这样一直上升。一个国家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花在医疗支出上。当然你可以说医疗带给我的效用比其它东西都要大，这样如果我们把所有钱都花在上面也不是完全荒谬的。有一种理论说，在美国生命的价值是600万美元。这实际上是用来计算空气污染管制的。这些管制的经济成本你可以计算出来。那么什么是医疗带来的收益呢？你可以说我们有了更好的健康，降低了死亡率。这其实是一个权衡的问题。你可以看到由长寿带来的好处，相对于其他东西，医疗并不是一件很坏的投资。但我不认为这里面有富有说服力的逻辑。医疗护理不是由市场供给的，人们需要交税。然而，税收会产生扭曲，这就是问题所在。现在社会上存在对反对高税率的呼声。但即使存在这种呼声，医疗护理也不能完全由市场来提供。
二、医疗问题
问题：中国也正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这其中很重要的争论是政府和市场所各自应当扮演的角色。您怎么看待这个争论？
阿罗：这里面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是与经济思考相对的。支付不起医疗服务的人们就不应该获得服务。如果你买不起奔驰车，那么你可以去买便宜的车。如果你买不起房子，你可以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你吃不起肉，你可以吃菜。但我们对待医疗服务却完全不一样。其实历史上并不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医疗服务可以发挥很大的角色。即使在美国，人们也不否认。所以我们有一种针对退休人群的医疗保障，即Medicare。这是针对所有退休人群的，包括富人。另外，我们还有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障，Medicaid。这是州政府的部分负担。大多数州现在很大开支都花在了Medicaid上。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花费相当巨大。它正在挤压州立大学。州立大学现在遇到很大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州政府的财政开支很大比例用于Medicaid，使得州立大学的经费大大减少。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做出选择。然而没有人建议取消Medicaid，即使是共和党人。这里面有对支持穷人的一种承诺。当你观察医疗服务的使用时，你会发现它是与收入无关的。美国医疗服务的消费量几乎是与收入无法的。所以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件事情。现在，我们提出了社会化义务的模式。
第二种想法来自于我的论文，即由于逆向选择问题的存在，医疗保险不能很好的运转。这会花掉很大的成本。一个希望是政府能够采取管制，或者说定量配给。英国就是这样做的，英国是在保持医疗成本低水平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国家。英国的医疗服务是由政府操作的，大多数地方政府经营医疗保险，而药物则有私人公司生产提供。
还有其他理由来控制医疗成本。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学里的一些医生，他们比较了美国不同地区，发现有的地区人均医疗花费是其他地区的两倍之多，但产出并没有很大差别。所以这里存在很大的浪费。但很大的困难是我们无法区分哪些花费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由于每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你不可以在外面强加一些东西。但我认为还是有些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加强医疗计划间的竞争。在很多国家，比如荷兰、以色列和德国，都有竞争性的医疗计划。很多专家都认为，在美国，一些医疗计划要远好于另外一些计划。而且我认为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新程序、新药物、新手术程序和新设施都有公平的评估，评估它们的价值到底是多少。这个小组可以说，我们买不起这个。当然这种方式可能有点粗糙，其中一个困难是，医生们也并不真正知道成本是多少。而且成本也是在经常变化的。这里面有很多的变化，在一时可以行得通，其他时候未必行得通。你可以把成千个医生召集在一起有效工作，可以收集一些中央信息，以此作为支付的基础。我认为总成本是一件严重的事情。由于存在对高税收的反对，所以我们有很大的累积性的财政赤字。这构成了国家的负债。显然，这是不能一直持续下去的。
三、气候变迁
问题：现在我想跟您探探气候变化的问题。您是否觉得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是人类活动导致了全球变暖？
阿罗：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毫无疑问气候变化是人类所导致的。当然也存在自然循环，但还有其它因素。这是非常容易回答的。我在二战服役时曾经研究过气象学，相当于气象学的硕士课程。教授说由于工业革命，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比以前大大增加了。相比于六七十年前，现在的工厂更多，因此碳的负担更重了。我们有石油、天然气和煤，它们都含有碳。我们的工厂、房屋供暖和汽车燃烧掉了很多的煤、石油和天然气。当碳遇到氧被燃烧时，就产生了二氧化碳。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进入到大气中。也是那位教授说全球气候将会变暖。这是我在1942年接触到的。25年之后，我听到很多人开始担心全球变暖。这里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准确测量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地面上的东西，比如格陵兰岛的冰罩。仔细探索就能得到证据。不管怎样，证据是非常显著的。从19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就观察到冰川在慢慢减少。在阿拉斯加州有个地方叫冰川湾。冰川进入到海中，开始破碎并成为漂浮在海上的冰山。人们对比了1880年和现在的照片，发现这个地方的冰川大大减少了。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令人震惊的发现。所以我认为毫无疑问全球变暖是由于人为因素。这是绝对的。当然你会发现有些波动，有些地方变暖了，有些地方变冷了。有一个重要的证据是，虽然热带风暴的数量并没有增加，但是它们的强度越来越大。关于水温我们并没有很强的证据，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水温的确切记录。但很少人怀疑海水温度一直在上升，这导致了有更强能量的热带风暴出现。于是我们就有了卡特里娜。
问题：面对全球变暖的问题，中国要在经济增长和减少碳的排放之间做出权衡，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阿罗：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应该对区域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我不清楚中国会受到多大损害。当然中国肯定会从限制全球变暖中获益。因为各个地区间差别很大，很多人对此做过专门研究。但是从全球来看，如果中国跟其他地区一样，它将1%的GDP用于限制全球变暖，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逐步从煤炭转移到核能和太阳能。在斯坦恩的报告基础上，我做过一些计算。花费1%的GDP应该是可以的。虽然短期内会使中国算是掉1%的GDP增长率，但长期来看中国会获益。我也不觉得损失掉1%的GDP算是很高的成本。美国现在在向这个方向慢慢努力。现在国会有很多类似的议案。其中一些版本的议案很可能会通过，包括一个碳交易系统的议案。我觉得现在中国也应该采取类似措施，因为中国现在时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
四、中国经济增长
问题：让我们继续讨论中国的问题。你将在周一演讲可持续性的问题。您是否认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是什么因素驱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阿罗：中国处在了一个很好的位置上，它可以吸收利用世界其他国家的技术。中国现在的生产率仍然低于美国，所以可以继续引进技术来缩小这个差距。当然，不能完全依赖技术引进，但是，中国应当向美国学习。我觉得大部分国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保持高速增长的时间比日本还要长，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增长记录。中国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还是相当艰难的。因为，容易的东西已经慢慢被用光了，未来将会遇到越来越难的问题。我不能再说具体的细节，因为我并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而且我觉得不会有人知道。
中国已经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教育，因此好处很难继续得到维持。由于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国将会遇到很多问题，而且是相当长期的困难。但原则上，中国可以继续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毫不怀疑，中国应当继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这必将对经济增长是有贡献的。中国可以将更多人移民到沿海地区，这方面将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不清楚中国怎样才能继续保持8%以上的年增长率。但是，或许你们是更清楚。
问题：您提到劳动力迁移的问题。您是否认为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点？
阿罗：我觉得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城市化并不一定是继续扩大现有城市的规模，也可以是建设新的城市。而美国正是后一种情形。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小城市。纽约的人口并不比它50年前多多少。人们并不选择移居到纽约，而是依据到各种各样的地方，比如德克萨斯、亚拉巴马或者亚利桑那。亚利桑那的人口已经增长了很多很多。如果回溯到1930年代，洛杉矶只有很少地人口，但现在它是一个大城市。在美国，有一万人口的城市，也有20万人口的城市。我现在住的地方在旧金山的南边，但60年前我搬到那的时候，这还是一个能产出高质量水果的农场。这个地方的人口增长很快。在这一地区，San Jose并不是特别有名，但它现在实际上要比旧金山还要大。很多社区，包括硅谷，都有大量的人口。
所以我的答案是中国不一定按照目前的城市化模式。有很多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城市化带动的，大城市使得有各种想法的人得以相互交流。我觉得上海和北京都在越来越大，中国应当发展新的城市。
采访：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李力行老师，翻译：马光荣（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