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彻底的告别。相对于四年前的那次“远离”来说。
今天，60岁的王勇平退休了。从外表上看，他和四年前并没有太大变化。除了从发根爬出的几缕白色。
这位曾经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谈话间仍保持平静的语气，不紧不慢，循着自己的逻辑。
11月25日，退休前夕，王勇平决定接受”政事儿”(ID:gcxxjgzh)独家专访。这是2011年“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之后，他第一次直面媒体，讲述发布会前后内情。
访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他没有回避任何一个问题。
曾经深陷舆论漩涡的他，对”政事儿”(ID:gcxxjgzh)最后提到一句话是，“我尊重别人对我的各种看法。”
对话人物：王勇平，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2011年在浙江温州"7·23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会上，曾因“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和“这是一个奇迹”两句话，成为当时网络舆论的焦点。
铁总的最后岁月
“我期待退休的到来”
王勇平近照
“政事儿”(ID:gcxxjgzh)：您应该马上就退休了吧？
王勇平：我已经跟组织上表明了我的观点，到点就下。我等待这一天的到来。(笑)
政事儿：去年11月底从波兰回国后，你一直担任铁路总公司文联主席的职务，这个职务符合你的意愿吗？
王勇平：到文联工作既有组织上的考虑，也有我本人的愿望。回国以后领导对我说，可以对自己的工作提出一些要求。我只剩下一年的工作时间，从内心里来说，我比较喜欢文学艺术方面的工作，领导满足了我的愿望。
政事儿：没想过要回宣传部？
王勇平：宣传部有新的部长， 他的工作开展得非常好。我已经离开这个岗位三年多，从没这么想过。
政事儿：这一年来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王勇平：特别充实、快乐。在通过我作为文联主席提名的会上，我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我只有1年的工作时间了，算起来就是三百六十多天，我要把每天都过得有意义，不虚度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
政事儿：跟之前变化大吗？
王勇平：不会像以前在宣传部那么忙碌了，那时候神经一直都是绷紧的。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正常上班，早晨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过去在宣传部的时候，很少按时下班，基本上都是晚上八九点钟回家，有时凌晨两三点还要被叫去开会。我现在的工作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
政事儿(ID:gcxxjgzh)：退休后有什么打算？
王勇平：退休就是退下来休息，我向往着过一种云淡风轻的生活。当然，退休之后，我还会对书画、摄影、旅游这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事情保持兴趣，也会应邀从事一些讲学培训的工作。
“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
“整个发布会我一直很认真”
“政事儿”(ID:gcxxjgzh)：现在回忆2011年7月24日的那场新闻发布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你自己怎样评价？
王勇平：关于那场发布会，社会上的评价已经很多了。我怎样评价并不重要，我只能说，我尽到了我的职责，做了我该做的事。
2011年“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现场。
政事儿：当时你在发布会上的处境是怎样的？你对媒体的态度抱怨吗？
王勇平：那种处境，跟我过去任何一场发布会都不一样。当时场面比较混乱，参加发布会的媒体朋友情绪也比较激动；加上2011年新媒体刚刚兴起，我们对如何在那种舆论环境下应对突发事件还没有经验；又由于社会上很多人对高铁事业有很多不同看法，铁路自身也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这次事故死伤了那么多人，性质非常严重，媒体反应强烈，甚至有的媒体朋友把新闻发言人当作问责的对象，我也完全能够理解，所以不存在抱怨的问题。
政事儿：你当时了解事故的详细情况吗？
王勇平：开发布会距离事故发生只有26小时，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定论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事故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我连事故现场都没来得及去，只能公布一些当时能够掌握到的事故发生概况，以及铁路部门和当地政府及人民群众抢险的情况，更细致、更深入的情况都还不清楚。
政事儿：面对围在台前追问的记者，你发言时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王勇平：对这次事故，我也非常痛心，因此我能够理解他们。追问事故的真相是记者的责任所在，作为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我有责任有义务去努力满足他们的知情权。而且我和大家一样，希望把这个事故的真相尽快搞清楚。
政事儿：发布会后，记者不愿意离开，将你围住，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情绪？
王勇平：宣布发布会结束后，当时很多记者认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提问，于是冲到台上把我围住，有两名记者把我两只手抓得紧紧的，说不能走。我就在那种状态下继续回答他们的提问。我努力保持着自己至少是外表上的平静。
2011年“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现场。
政事儿(ID:gcxxjgzh)：对于你的标志性语言“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和“这是一个奇迹”这两句话，你后悔吗？
王勇平：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或许换一种表达可能更好些。“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它是有语言环境的。当时网络上盛传埋车头是掩盖证据，掩盖事实。我回答说我下飞机的时候，问接机的同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给了我一个解释，掩埋车头是为了便于继续抢险，因为当时抢险现场狭窄，有一个泥潭，必须先填埋后才有助于继续的救援。事实上，这是举世皆知的事故，任何方式也掩盖不了。其实话说到这里也就可以了，可是为了得到媒体朋友的信任，我又补充了一句，“至于您信不信，我反正相信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至于“这是一个奇迹”，这个话是回答关于小伊伊的提问。提问说在铁道部停止救援后，在吊车时发现一个活着的小生命。当时列车已经经过了多次地毯性的搜救，并且生命探测仪也显示没有生命迹象了，我们不可能在还有生命的情况下停止救援，事实上铁道部一直也没有停止搜救，即便是起吊列车的时候，也是分层起吊的，这才有可能发现幸存的小伊伊。小伊伊顽强的生命力让我感到是一种奇迹。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就做了这样的答复。媒体对这个答复不满意，我认为主要还是我没说清楚。
政事儿：说这两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生气了？
王勇平：我没有理由生气。自始至终我一直很真诚。我是在诚心诚意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只能说回答的好与不好，但是我没有拒绝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也不会对记者的尖锐提问产生抵触。有人说我当时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是误解我了。我在发布会上多次鞠躬表示道歉，这既是对死者和伤者，也是对全社会表达铁路方面的深深愧歉，包括有一位记者说他本人在车上受到惊吓，行李也找不到了，我也站起来向他深鞠一躬。我觉得我的态度还是比较诚恳，比较谦恭的。
政事儿：你在会上有短暂的保持微笑状态，这是你的习惯吗？
王勇平：我认为当时表情始终是凝重的。至于网络将我某个瞬间说话的表情截屏定格，认为代表了我当时的心态，这是不客观的。发言人面对媒体保持微笑是一种尊重，也是我的习惯。但这是一次有着重大伤亡的事故发布会，我的心情始终很沉痛，至于我出现了习惯性的微笑表情，我确实没有意识到。媒体以此认为我漠视逝去的生命，我无法接受这种观点。
政事儿(ID:gcxxjgzh)：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场新闻发布会重来一次，你会用什么样的表现来应对？
王勇平：你说的是假设，历史不会重演；即使历史重演，我仍要承担我的责任，但是我会考虑得更全面、更稳妥。
政事儿：你对那场发布会的表现打多少分？
王勇平：这个分不应该由我来打，我只能接受评判。
谁去参加发布会？
“我没有把握”
“政事儿”(ID:gcxxjgzh)：很多人认为，尽管"7.23动车事故“时你是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但那次发布会应该由铁道部的更高层领导来主持。
王勇平：有这个说法。当时事故的救援、善后等相关工作繁多而复杂，铁道部领导需要集中精力去做好这些工作，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在举行发布会的同时，还召开了全国铁路吸取事故教训、打好安全翻身仗的电视电话会议，都凑到一起了，所以让我先去发布。
政事儿：是怎么决定谁去参加发布会的？
王勇平：我下飞机后就接到上级有关部门领导的指令，要求立即召开发布会。我立即赶去向部领导汇报，当时很多情况还没有搞清楚，我们提出来能不能稍微晚一天再开发布会？但是有关部门要求当天晚上必须开，因为当时的舆论出现了很大的偏差，谣言盛行，完全可能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而且当天要开发布会的消息也传出去了，很多媒体在等候。所以当天不管晚到什么时候，发布会都要开。部领导问我开这个发布会有没有把握？我说我刚刚到，情况不掌握，我没有把握。过了一会儿，领导又问，你究竟有没有把握？我说，我没有把握，但是领导让我上，我尽力而为。
政事儿：你两次说了没把握，最后还是决定要你去。
王勇平：我自己也需要一个态度。因为是新闻发言人总得有一种担当的精神在，这个时候我不去，既没有尽到发言人的责任，也不符合我的性格。
政事儿：有人说你替别人背了黑锅，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王勇平：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我没有替谁去背黑锅。在我的主观意识当中，高铁事业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的，遇到挫折的时候，也是需要我们付出的时候，我们必须担当我们的责任，尽管可能会付出代价。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让新闻发言人出面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没感到特别的委屈。
政事儿(ID:gcxxjgzh)：那天走进会场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
王勇平：我在乘车去发布现场的路上时，我一直在揣摩记者会问一些什么问题，以及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当我下车要走进发布厅的时候，门口有一位熟悉的记者朋友在等着我，见到我就拦住我说：“王部长，里面太乱了，今天可能会出事，我建议你最好不要去，取消这次发布会吧。”这时站在我身后的上级部门的一位领导，说他先进去看看。过了一会儿，他出来很凝重地说，我们还是进去吧。
政事儿：你自己会有不好的预感吗？
王勇平：我当然会有预感。因为这个事故太重大了，舆论对铁路非常不利，我掌握的信息又非常有限，准备工作也非常仓促，再加上现场直播，我自己确实很担心，没有底气。在去发布会现场前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因为我母亲当时住在我们家里，我跟我爱人说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一个关于事故发布会的直播节目，家里人就不要看了，特别不要让80岁的老母亲来看。我担心老人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心里会承受不了。
发布会后的两个多月
“我把自己和外界封闭起来”
政事儿(ID:gcxxjgzh)：你是怎么走出会场的？
王勇平：在别人的帮助下挤出去的。当宣布发布会结束的时候，记者一下子围上来了。他们继续问，我继续答，同时慢慢的移动。下楼梯的时候还有一些记者追上来，后面的照相机快门声响成一片。我回身挥了下手，以示礼貌。后来这张照片被很多媒体发出来，说我告别了新闻发布会舞台。成了一张传播很广的照片，赋予了很多的寓意。
政事儿：你挥手告别时，有没有想到这是人生中最后一场发布会？
王勇平：没想那么多，我当时筋疲力尽。至于人们怎么评价，来不及去想。第二天早晨起来，在大厅里遇到部领导，他说上级领导看到了发布会的现场转播，提出铁道部要表扬王勇平。我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但后来我成为舆论的众矢之敌，这也是我意想不到的。
政事儿：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王勇平：舆论越炒越厉害，部领导觉得我再做新闻发言人可能不太合适了，而铁道部的新闻发布工作还要继续，就考虑对我工作进行变动。
政事儿(ID:gcxxjgzh)：那些日子你是怎么过的？
王勇平：当时我们全家人都不涉及这个话题。不上网，不看报，把自己与外面的舆论隔绝开来。在那年10月15号去波兰之前，我有两个月办理出国手续的时间，我每天就在部里小型新闻发布会的会议室里等待。
政事儿：你在办公室的时候上网看新闻吗？
王勇平：基本不上网，但我知道网上都是骂声。一直到我要出国了，还有人在那卯足了劲骂，说绝不能放过我，不能让我跑到国外去躲起来。我哪是到外国躲起来？我是去工作的。
政事儿(ID:gcxxjgzh)：后来有一些为你抱不平的声音出现。
王勇平：越到后面，理性的声音越多，客观看待这场发布会的人越来越多。当然，我还是非常欣慰的，也是非常感谢他们的。
免职原因
“离开的时候没有气馁”
政事儿(ID:gcxxjgzh)：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被免职的？
王勇平：铁道部党组开会的前一天晚上，大概8点钟的样子，我从办公室回去，在走廊遇到部领导。他说，勇平我们来谈谈你的工作问题吧。
政事儿：当时你有心理准备吗？
王勇平：没有。他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再主持铁道部的新闻发布工作不合适，但是这项工作还要继续，所以我们想给你调整一下工作。现在华沙铁路合作组织正好需要一个委员去，你看怎么样？我说我服从组织安排。
政事儿：你当时就同意了。
王勇平：对。他说你还有什么条件吗？我说没有条件。第二天党组上会的时候，就这么通过了。
政事儿(ID:gcxxjgzh)：当时没有公开说过你被免职的原因。
王勇平：对，人事变动很正常，不需要什么理由。如果是因为过错变动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而且，部领导找我谈的时候，他也说舆论现在炒得这么厉害，但这不是你的过错。
政事儿：你们的谈话没持续多久。
王勇平：非常简短。说完之后，我当天晚上就回去收拾东西。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大家还有一些工作来向我报告，我就告诉了他们我工作调整的事情。
政事儿：离开的时候，对自己的工作会有不舍吗？
王勇平：人都是有感情的，何况我在这个岗位工作了整整8年？但是，任何一个发言人的生涯都是一个阶段，既有登场，也有落幕。而且我从事这个岗位时间是比较久的，大家老看这一张面孔，审美也疲劳了。当时的那种心情，更多的是对新岗位的期待。
王勇平在波兰期间，参加华沙之夜聚会。
政事儿(ID:gcxxjgzh)：在波兰期间，会有特别难熬的时候吗？
王勇平：波兰的工作和生活虽然对我也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没什么特别难熬的。如果说有的话，就是在传统节日的时候，对于我来说，特别想念自己的母亲，她80多岁了，非常希望我早点回国。开始是打电话，后来她竟然学会了QQ视频，可以经常看见我。所以下了班之后，我回到住处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母亲先视频一下。
政事儿：你回来之后，铁道部变成了铁路总公司。
王勇平：这是铁路改革的重大举措。铁道部换牌那天，我正好在白俄罗斯参加一次国际会议。那天我的心情特别复杂。你说对于铁道部没有留恋吗？不可能。我们都是这一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宣传者。当然现在这种改革更适合现在的情况，有利于更好地走向市场。但毕竟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
自我评价
“我不是悲剧人物”
政事儿(ID:gcxxjgzh)：你恨过当时报道你的记者吗？
王勇平：我能够理解他们。每个人在做他的事情时，我想都有他的理由。问题是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看。但是我们之间没有私怨，只不过是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同而已。
政事儿：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在突发事件时被推出来，你会觉得委屈吗？
王勇平：那是一种责任，既然愿意承担这种责任，就不应该考虑个人得失。
政事儿：你觉得自己是个悲剧性人物吗？
王勇平：我认为我的人生是很充实、有意义的，很有幸为高铁事业做出了微薄的贡献。我从来就没有感觉自己是悲剧人物。
政事儿(ID:gcxxjgzh)：但你确实经历了挫折。有没有反思过，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王勇平：我也经常反思自己，对自己也有很多不满。就这次事件来说，我对新媒体自媒体的发展情况缺乏了解，对发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状况预料不足，主观上太过自信。尤其是一些个性化的语言，在那种特殊的场合下表现是不合适的。
政事儿：你曾经在书里写到，“放下，放下，通身放下”。现在想来，你放下了吗？
王勇平：这是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当然我也尊重别人对我的各种看法。我们确实应该放下一些包袱，比如消极的情绪，对个人名利的计较。尤其是当我们做出的努力是有价值时，我们会有更多的欣慰。今天的高铁已为老百姓带来了便利和福祉，更成为我们引以为豪中国名片，那么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政事儿”(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