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新华社电、本报记者李柯夫报道
全国三公消费突破9000亿并不是新闻。尽管曾有财政部相关人员出来辟谣，但在缺乏明确数字统计和说明之前，公众显然更倾向相信于这一数字。
需要指出的是，三公消费由于各种原因，要统计起来十分困难。三公消费与三公经费并非一回事，若要从根本上降下三公消费，除应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削减政府手中权力外，还应建立现代的预算制度和民主监督机制。
3月24日，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以“三公浪费的治理”为主题的沙龙，来自全国多地的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专家估计，近年来，全国三公消费总额突破了9000亿元，相当于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0%。
值得期待的是，记者25日从财政部获悉，财政部目前正在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做准备，并已完成了预算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初稿的起草工作。
9000亿，数字的准确性有待确认
全国三公消费突破9000亿，并不是新闻。
三公消费，即公款吃喝、公务用车和公务出国消费。2006年3月12日，中国青年报引用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刘光复的话说，“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当年10月31日，《新民晚报》引用《瞭望》周刊报道，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2007年3月，中国青年报引用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称，“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从1999年到2006年，这三笔款项加起来，三公消费就可能已达9000亿。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王锡锌曾指出，三公消费9000亿，还不包括行政管理费”。此后虽有财政部门人士出来辟谣，但仍没有一个更为明确与详细的数字及说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9000亿三公消费，这个数据没有可靠的出处，准确性和真实性都有待确认。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6月财政部公布，2011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的“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3.64亿元人民币。
刘尚希指出，“三公消费”与“三公经费”不是同一概念。“三公消费”是民间对公款吃喝、公务用车和公务出国消费的统称；“三公经费”是指各级财政按照有关规定，通过财政拨款安排给相关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用于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和公务接待等方面的支出。
“三公在政府收支分类、预算科目里头没有这种科目，它要从这些科目里头一项项的抠出来，”刘尚希说，“但是哪一项支出属于三公就应该有界线，比如说开会，开会得用餐，开会用餐是算会议用餐还是三公里头的招待？就得有个标准。”
刘尚希认为，可以肯定的是，“三公经费”没有9000亿这么多，从近两年预算的角度来看，“三公经费”逐年下降。
“‘三公经费’绝非越少越好，更多应该强调‘适度’。所谓‘适度’，首先是看有没有严格执行预算。”刘尚希说。
难以界定，成数字统计难点
三公消费是政府财政开支的一部分，用的是纳税人的钱。财政部公开的资料显示，2012年全年的公共财政收入117210亿元。其中，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达100601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85.8%，如9000亿的全国三公消费数字属实，将有8.9%的税收用于政府消费。
此外，专家估计的9000亿三公消费也不缺乏“资金来源”。财政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的2013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2012年政府收入达18.48万亿元，与财政收入相差6万多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曾分析，这说明，有6万亿左右在体制外循环，掌握在各级公共机构手中。
“关于它的使用没有纳入预算管理，许多‘三公消费’都是在体制外收入里实现的，”竹立家分析，“所以‘三公消费’迄今为止还是一本糊涂账，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
刘尚希认为，三公消费数字难以准确统计的另一原因是该项消费难以界定。“举个例子，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在外面吃饭、娱乐，却由企业或是个人‘买单’，这会不会统计到‘三公消费’里面？”刘尚希说，“现在很多单位有小金库，这些钱大多是通过罚款创收等手段获取，也很难统计到‘三公消费’里面。”
中央政府曾颁布许多文件(或禁令)遏制三公消费，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也采取过一系列举措，其中主动公开三公消费成主要方式。最引人注目的是去年中共十八大之后颁布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专家称此举将有效遏制“三公过量消费”。
但在竹立家看来，目前多数地方政府的三公治理成效并不显著，原因在于政府预算没有细化。
“大约是到类和款，几乎没有到项和目，因此无法判断哪些‘三公消费’是否合理。”竹立家说，“这样无法禁止一些单位用‘三公消费’挪用或挤占公共财政资源。”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分析，社会公众监督严重缺位是导致三公消费支出攀升的原因之一。
存在灰色利益链，规避监督
中央提出八项规定以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以来，公款吃喝之风有所收敛。
专家指出，三公消费除了公开的项目外，还有一些未公开的项目，要遏制其中的“跑冒滴漏”“损公肥私”行为，客观上存在阻力大、反复性强、隐蔽手段多等问题。
为逃避监督，一些单位开始打造豪华“食堂”，用餐考究程度不亚于星级酒店；个别单位先搞“集资聚餐”，再以奖金、补助等形式发还给员工。
据了解，一些奢侈品牌也“入乡随俗”，通过模糊开票即不列商品明细的方式，“积极配合”公款报销，形成“心照不宣”的灰色利益链。
此外，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进行的4个省调查显示，一些地方政府在采购办公用品过程中，近80%的办公用品价格高于市场价格1.5倍，有的甚至高于市场价6倍～37倍。
负责此项调查的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田禾认为，导致高价采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公布的最高限价是根据“媒体价”计算的，而“媒体价”是某些生产商与经销商自定的，并不能够真正反映市场价格。
“同时，政府采购信息披露不充分，监管不到位，也是政府采购价格高于市场价格的一个原因。”田禾如是说。
刘尚希认为，这可以通过政府机构改革、转变职能的方式去解决。
“政府手上没有那么多的审批权，拥有的权力也受到监督和制约，这样就会让这些职能部门一方面没办法去罚款创收。”刘尚希说，“企业和个人也没事求你办，即使要办事也是按程序来，不用搞‘潜规则’，‘三公消费’自然就降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