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大军安哥拉十年:直面枪口与石油凛冬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2017-09-07 17:35:23  阅读:4607+ 来源:新浪财经 作者:章子怡

  中国工程大军安哥拉十年:掘金战后重建,直面枪口与石油凛冬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来源:澎湃新闻

  上海办理出国疫苗注射的医生听到“安哥拉”三个字,迅速将出境疫苗卡上的大部分选项:黄热病、疟疾、伤寒……统统勾选一遍,让杨春去注射。

  从那些疫苗逐一打在身上,到2017年,已有十年过去。杨春想起带着治疗疟疾的青蒿素,远赴非洲承包国际工程的那些年,“我们都不知道后来屠呦呦会因此获诺贝尔奖”。

  2006年,杨春26岁,被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派往非洲任工程师。彼时安哥拉以石油向中国换20亿美金贷款,为中国企业打开了安哥拉的大门,国有企业带着数千人的工程队远渡重洋,也有华人赤手空拳,从南非等地向安哥拉偷渡。

  安哥拉位于非洲西南部,在2002年,才终于结束了27年的内战,南方草原上仍散落着战争留下的大量装甲坦克。但杨春见到它们的时候,装甲已经不见,被本地人拆下来做成篱笆,履带的橡胶也是可用的,于是坦克的轮子也都不见了。而坦克残余的部分,就躺在荒野上,从气势磅礴一日一日衰朽下去。

  在战后修建公路的交通要道上,还埋有战时留下的地雷,当地人与外国工程队,会容易失去腿。

  到2017年这十年间,杨春参与建设起安哥拉非洲杯的足球场,并成功把前中国国家足球队队主教练米卢蒂诺维奇,带进了媒体的空中观赛包间。他还与中国的数十万承包大军,建起了安哥拉战后的住房、医院、学校、公路、电力、水坝……

  但在2014年,安哥拉的经济命脉石油价格大跌,社会混乱随经济危机袭来,有中国人在抵达安哥拉的第七天就死于枪击。也曾有警察扮成劫匪,手迅速探进来不及锁上的车窗,用枪指着杨春同事的脑袋。

  杨春参与设计建设的安哥拉卢班戈体育场 杨春 供图

  2017年春节后,席来世结束了在非洲安哥拉多年的工作生活,从中国中铁四局安哥拉分公司管理层任上调动回国。

  在他离开的时候,石油凛冬仍未结束,安哥拉货币宽扎跳水,跌到了1美金:170宽扎,但是银行换不到外汇,黑市的汇率在1美金:420宽扎。

  所有以本地货币宽扎结算的工程都必须停止,因为宽扎贬值,工程款却不会提高,兑成美元将缩水60%,根本无利可图。

  2017年2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到访安哥拉,为25个新启动项目提供25亿美元贷款。2015年,中国政府再次为安哥拉提供60亿美元的石油换贷款项目,并给了安哥拉政府一纸中国工程公司的短名单。60亿美元的项目必须交由中国企业完成,以帮助在安哥拉的中国企业度过这个寒冬。

  席来世觉得,等这个寒冬走到尽头,或许要等到石油价格涨到80美元一桶的时候,但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非洲是大型中国国企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之一,已经有40多家中国国企进军人口只有2422万的安哥拉,国内产能过剩,工程市场竞争激烈,哪怕安哥拉经济因油价低落而萧条不已,也没有人愿意放弃这片市场。

  “我们说,公司三大业务板块:国内基建、投资、海外,未来海外业务板块,要三分天下有其一。”

  私营企业则无法承担这样的压力,杨春早已离开国企,与当初闯非洲的团队创立了亿凯迪国际,承包安哥拉与世界各地的工程项目。公司已经撤回在安哥拉的多数员工,保留最少的人员与资产维持基本运营,以图东山再起。

  杨春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谁能熬过这个冬天,谁就能吃到肉。”

  打开市场

  杨春初到安哥拉做工程设计的时候,有一次站在建筑的楼顶上,与安哥拉人聊起自己来自上海。

  安哥拉人答他,“北京、上海我知道啊,你们那里有这么高的楼吗?”

  杨春看了一眼脚下的烂尾楼,共有八层,有点无语。那是一栋前苏联援建的医院,没能完工,却已经作为医院对外开放,同时请中国工程队完成建设。

  “最开始的时候,安哥拉人觉得,中国一定是落后的,不然为什么会来承包安哥拉的项目。”

  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的一个市场 东方IC 资料图

  中国企业进军安哥拉,始于一张短名单,和一个20亿美元石油换贷款的项目。

  中国原本不是安哥拉寻求的盟友,但战后安哥拉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谈判,正陷入僵局之中:他们要求安哥拉政府保证执政清廉和信息公开。

  中国却在商言商,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2004年3月2日,安哥拉财政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第一个贷款协议,以安哥拉的石油,换取中国政府的20亿美元的贷款。在交换的同时,中国政府给了安哥拉政府一纸短名单,上面列有主要的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合作项目的承建方只能从中挑选。

  杨春回忆那之后涌入安哥拉的国企:“好像中国送给了安哥拉一篮苹果,中国企业都希望跳进那个篮子里,成为里面最好看的一个苹果。”

  商务部研究院海外投资咨询中心副主任杜奇睿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安哥拉区位独特,处于非洲南、中、西枢纽位置,未来打通洛比托走廊,可直抵东非印度洋。2010年,中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安哥拉目前是中国第三大石油进口来源国、主要的对外承包工程市场和重要劳务合作伙伴。

  安哥拉首都罗安达港口东方IC 资料图

  杨春清楚记得他抵达安哥拉的时间,在2006年10月23日下午,他降落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那时杨春听不懂一点葡萄牙语,手脚齐用比划,凭借肢体语言闯过了以勒索小费而闻名的两道关卡,他希望自己的行李箱没有丢失,中国人往往在箱子里带足一年的衣服用品,而那时10个人里面有3个人的箱子会遭到遗失,在这个没有农业也没有工业的国家,很难买回一箱日用品。

  安哥拉是富有的,在石油卖到100多美元一桶的时候,但又是贫穷的,因为除了石油和钻石,没有任何工业与农业,粮食一切全靠进口。在石油跌到30美元一桶,国家财富大量缩水时,就触发了经济危机。

  杨春回想起来:“到现在我还想不明白,本地人是靠什么活下去的。”

  在杨春的印象里,当地人穿着八十年代式样的旧短袖旧西装,多数时间在四处游荡,最多是女性为白人做保姆、洗衣服,男性扛着枪做保安、做司机。还有一些人立足于钻石产业,站在溪流里,拿着筛子,试图从泥沙中筛出毛钻来。

  从20亿美金石油换贷款的项目开始,中国工程队席卷了安哥拉战后建设的代表项目:医院与学校,非洲杯足球场,3万套社会保障住房,其中以中信集团的KK新城项目,和中铁四局的Sequele新城项目为代表。

  由中铁四局承建并投入使用的安哥拉罗安达省Sequele城全貌 席来世供图

  蜂拥而来

  2007年,医生穆玲随着一支4千多人的中国工程队前往安哥拉,组建起当地最大的一家华人医院,担任院长。她首先被物价震惊,看到超市里一颗包菜的价格约合100元人民币,打一个电话回中国,话费约在近20元每分钟。

  穆玲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2008年的时候,中国工程单位看到市场非常好,“几乎可以随便要价,你找一个工程,你问业主付多少钱,业主问你要多少钱,他说我不知道,你看多少钱。”

  随着石油价格向上攀升,安哥拉从石油出口中获取大量财富,涌入安哥拉的中国大军也日渐壮大。2006年杨春抵达时,只有约3000中国人在安哥拉,到石油上涨到最高峰的2012年,安哥拉内政部资料显示,在人口约2000万的安哥拉,安哥拉的华人总数已达26万之多。

  不仅大量的国有企业涌入安哥拉,私企与个人也前来淘金。穆玲记得一个来自义乌的小伙子,那时在医院里打地铺,或者趁着医生探亲的时候,借用医生的床铺。他从葡萄牙语班同学那里听说安哥拉的机会,就带着一张签证和一张机票到了安哥拉,后来50多岁的老岳父也从中国来,二人慢慢把家具生意做了起来。

  作为在安哥拉的主要国企之一,中铁四局在2007年进入安哥拉,当时安哥拉在寻找中国企业做工程项目,只要是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几乎不难获得合约。到高峰期的时候,中铁四局一个单位,有8000人在安哥拉。

  中非员工共同庆祝2017年春节

  温永军初到安哥拉时,是负责公司营地安全的一名工人,当时公司雇佣了100多名当地军人保护营地。2011年底,他们在开车巡逻时看到了歹徒,“雇佣军就开始开枪,一开枪歹徒就开始对射。”

  温永军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per.cn)“我们刚来的时候,相对封闭,有半年没有出营地,当时感觉收入比在国内要好,就是离家远,想家。”

  席来世前往安哥拉,是为了中铁四局承建的安哥拉社会住房项⽬,在⾸都罗安达的卫星城建设1万套社会住房。除非设定苛刻的排它性招投标条件,否则中国⼯程队以报价低、效率⾼的优势,经常能够击败其他国家的竞争对⼿。

  比如中铁四局承建的罗安达总医院的项目,施工面积达到2万2千多平方米,造价5000万美元,在2年内全部竣工。而同期由安哥拉本国工程队承建的医院,投资1500万美元,至今还没有完成主体建筑。

  2015年,中国中铁四局承建的中国援建项目:安哥拉罗安达总医院,正式投入使用。 席来世 供图

  但在安哥拉渐渐发展出的高端项目,比如豪华酒店,却都交给了欧美的建筑工程承包商来建设。

  安哥拉人认可中国人的效率和低价,却更信任欧美人的标准和质量。作为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安哥拉人极为崇尚西方的文化。席来世在安哥拉出席正式场合,比如商户会谈、节日,都必须西装革履,穿长袖衬衫。为此,在非洲炎热的天气里,很多地方空调都开到16度。

  在安哥拉做工程项目的技术难度并不大,大多是7、8层的小楼,困难在于极度依赖从中国进口,比如水泥、钢铁,需要提前2-3个月规划进口的物资,否则一种关键零件缺失,工程就要停工3个月。

  但也因此,安哥拉成为输出中国过剩产能,一个极具潜力的国家。

  中国工程队的到来也为安哥拉人提供了就业,席来世看着当地雇佣的非洲员工,收到工资后,就会消失三四天。他们把一部分钱留给家庭,剩下的则拿去喝啤酒、狂欢,直到花光身上最后一分钱,然后回到工程队里,继续工作。

  最开始中国人到来的时候,安哥拉人有着一些的优越感,而后又渐渐发酵出了一些敌视的情绪。

  后来有安哥拉人说:“中国人来了,东西都买光了,路越来越差,你们开好车,吃好的,我们本地人却还是这样,没有改观。”

  巅峰时刻

  杨春遭遇过一些施工困难,比如承建非洲杯足球场,球场的草皮却无论如何不肯长起来。

  但在非洲杯足球场项目的争夺中,只有在种草这一项上,中国人输给了英国人。业主建议他们:你们可以找英国人来种草坪。

  2007年12月,安哥拉发布了2010年非洲杯球场工程招标的中标结果,那是安哥拉战后最盛大的国际活动,第一次向国际展示战后建设成果的机会。

  那也是中国工程队伍地位的巅峰时刻之一。

  中国人最终揽下了非洲杯所有四座场馆的建筑承包合同,原因之一是,除了可以每天24小时、一周工作7天的中国人,没有工程队能在两年的时间里,把足球场馆建立起来。

  杨春那时住在工地上,第一次知道,原来碗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的保质期是6个月,因为从中国来的集装箱,要在海上漂100天才能抵达非洲,加上进出海关的时间,让他常常吃下过期的方便面,但那仍是舍不得提供给普通工人的物资。

  施工中的安哥拉首都罗安达体育场 杨春 供图

  也有不幸丧生的中国人,一位厨师在使用瓶装液化气的时候,引爆了整个厨房而不幸身亡。但安哥拉曾是葡萄牙殖民的国家,笃信天主教,没有任何火化设施。“他们搭起了像天祭一样的台子,那群人中竟然还有人知道,要用绳子绑住遗体,避免遗体在火化时因抽搐而坐起来。然后把骨灰带回国。”

  华人工人的生活相对辛苦,两年回一次家。那时常有福建、山东、东北、河南等全国各地的工人,找穆玲看病。穆玲记得,有50多岁的工人前来做体检,“他说,我在安哥拉6年了,从来没回过家,为了给女儿存出上大学的学费,如果体检的结果比较好,就在安哥拉再干几年。”

  穆玲看着工人不符合实际年龄、过于苍老的脸,异常疲惫的神情,“我就对他说,你不要再干了,你回去吧,休息吧”。工人最终检查出了胆囊问题,带着体检单匆匆离开后,穆玲再也没有见过他。

  杨春当时的老板也因为严重的腰椎问题,住进了穆玲工作的医院,最终包一架飞机,抬回了中国。

  杨春与中国足球国家队前主教练米卢蒂诺维奇在安哥拉非洲杯 杨春供图

  结束长驻非洲的生活前,杨春在自己承建的足球馆中看了非洲杯。

  杨春在场馆里看到了前中国国家足球队教练米卢蒂诺维奇,那个中国人往往会加上定语“世界杯上带领中国队冲出亚洲”的米卢。

  杨春上前打招呼,米卢看到中国人有一种亲切的欣喜,他问杨春,“你们有没有更好的看台位置?”

  “当然有,Skybox!(足球场豪华观众席!)我们那时作为工程承包商,拿到了许多工作证。”

  2010年非洲杯决赛(加纳 VS 埃及) 杨春供图

  杨春把米卢领进媒体用的空中观景包厢,他站在玻璃窗边望向赛场,另一个中国的工程承包商站到了更好的位置,拿着对讲机站在主教练旁边,客串赛场运营人员,指挥得一身是劲。

  在非洲杯期间,负责场馆运营也是中国人,因为在体育场建好投入使用的短短时间里,没有本地人能学会操作灯光和音响,“这种时候,又不能丢脸丢到国际上去”。

  米卢又接着耿直地问杨春,“我肚子饿了,你们有没有吃的?”

  石油凛冬

  自从2014年油价下跌后,席来世发现安哥拉的治安每况愈下。

  中铁四局给员工发了一笔专门用于“防盗抢”的经费,2015年9月,温永军和两个朋友开着皮卡出门,在路上被汽车逼停,“他(劫匪)马上下来,短短几分钟内开始搜你的身,他把枪拿出来,你就不敢说话了。”

  像温永军一样,越来越多在安哥拉的华人,在出行的时候,容易被汽车逼停,人捆起来,打一顿,然后抢光身上的东西。

  “从前只是抢劫,现在却发展到人身威胁的地步。”绑架的案件越来越多,中国人也愿意用几千万宽扎,约合几十万人民币,换回一条性命。

  席来世一度怀疑,是不是中国人的软弱与纵容,习惯用小费去摆平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助长了这些针对中国人的威胁。

  中铁四局在安哥拉的营地,已经设下了三道防卫,第⼀道是围墙加警察值班岗哨,第⼆道是武装军队,第三道是中国安保人员。“防盗⽹、防盗⻔、电⽹、红外、警报,⽤上了⼀切能够应⽤的安保设备。”

  后来席来世和他在非洲一同工作的朋友们得出一些结论:哪怕你再是一个愤青,只要在安哥拉工作过一段时间,没有人是不爱国的。

  因为自由出行与安稳入睡,都成为了奢侈品。

  杜奇睿也提示在安哥拉进行商业活动的风险:“社会治安问题突出,抢劫、绑架案件频发,行政部门效率不高,物资供应不足,物价畸高,主权货币币值不稳定,传染病预防能力严重不足。”

  油价下跌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物价飞涨,到2017年,席来世看着物价上涨了4倍到6倍,一盒200宽扎(6元)的饼干,已经卖到了1200宽扎(36元)。

  可是中国的国企,在当地投资了固定资产,购买了土地、机械设备,一家公司的投入往往已经达到数亿元,在投入资本已经相当可观的情况下,没有可能放弃这片市场。

  而中国政府提供的以美金结算的项目,为中国的国企争取了生存的空间,也维持了战略布局。席来世发现,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国内的工程市场竞争已经太过激烈,只要安哥拉工程的风险控制得当,利润仍然相当可观。

  但杨春他们作为私企在当地承建项目,许多以当地货币结算,就不得不关门走人了。

  “好像真空包装一样,大量民企被挤出了安哥拉”。但众多公司都不愿意放弃非洲这片资源丰富,国土广阔,人口相比东南亚更为众多,因而前景可观的土地。

  一位在安哥拉工程单位工作的华人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安哥拉将在8月迎来总统大选,正在大量投入建设形象工程,比如水利设施和电力工程。经过中国警察远赴非洲追捕福清帮,在大使馆的活动努力、和联防队的组建护卫下,华人的安全有所改善。仍有大量华人为了利益不能离开,或者选择留下。

  改变

  2017年,席来世决定回国。

  “六年之间,你可以看到国内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地铁修通,高楼拔地而起,而这里还是一样,仍然是贫民窟、脏乱差,办事效率低下,拿了钱以后及时行乐”。

  席来世看到豪宅与游艇,也看着路上衣不蔽体的孩子,他最初抵达首都罗安达时大片大片的铁皮房子贫民窟,在他离开时,仍旧是贫民窟。

  “这会让人有些绝望。”

  时间久了,有人会觉得压抑、抑郁、失眠,一些公司愿意付出高薪,达到国内同等岗位的两到三倍,仍然很难招到人。

  席来世看到中铁四局建设的2万2千平米罗安达省总医院,投入使用已有两年多,但是使用面积达不到1/3,因为安哥拉当地并没有足够的医生。

  除了1万套住房,中铁四局还做了1.35亿美元的电力入户项目,为5万户城市居民提供照明。中国人建起了住宅楼、公路、铁路、供水管网、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发电站、网络,逐渐用电力点亮城市。

  杨春也不知道中国人的到来有没有真正改变什么,或许有一些,比如“我第一次在街上,看见了一队穿着校服的小朋友”。

  但他又感觉不到根本的改变:“我们建起了医院,但是缺医生,我们建起了学校,但是缺老师”。

  就连杨春参与建设的,那些非洲杯的体育场,在中国人离开后,也再没有举办过一场盛大的赛事。因为当地人始终没有学会操作会场里的灯光、音响、还有其他设施。

  卢班戈体育馆 杨春供图

  离家至今已有7年,温永军也升职转做物业管理。他等待着调动回国家人团聚的那一天,但也对安哥拉市场满怀信心,在公司买下两大片土地上,可以建工厂、建工业园,“有信心!”。

  在安哥拉遭遇经济寒冬的时候,杨春也在寻找其他大洲的项目,比如东南亚,比如拉丁美洲。他曾飞往一个前西班牙殖民地的拉美国家,乘坐的航班里大多是西班牙人。

  在飞机落地的时候,他看到机上的西班牙小女孩举起双手,喊出一个词“Conquer(征服)”。

  杨春愕然,那一幕至今仍不时在脑海中盘旋,他想起自己和中国同胞在安哥拉,那些靠着一个硬盘的电视剧、集装箱运来的白酒而度过的枯燥日夜。在那些漫长的日夜里,他们沉默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工程,满心期待的,是回家的日子。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席来世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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