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什么？它在中国出现会怎样？我们能避免吗？厉以宁教授对此进行了简明的解析。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有人说，中国即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有人说，中国已经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当然，还有人说，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什么？它在中国出现会怎样？我们能避免吗？厉以宁教授对此进行了简明的解析。
本文由中信出版社供稿。收录在厉以宁教授新著《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中，限于篇幅，此处有删节。
从世界上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历可以看到，世界银行报告中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确实存在。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时间并不长，中国会不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并落入其中？这已经成为人们的热点问题之一。我们认为，只要应对得当，改革措施及时到位，中国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除了“中等收入陷阱”外，就没有其他类型的“收入陷阱”吗？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就能保证此后不会再遇到“高收入陷阱”吗？这些问题都需要予以讨论和研究。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遭遇了哪些困难？
有些发展中国家在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经济往往长期停滞不前，总在人均GDP 4 000-5 000 美元上下徘徊。因此，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 年）》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 Income Trap）概念。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有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长期停留于中等收入阶段，原有的发展方式中的矛盾积存已久，终于爆发出来了，原有的发展优势渐渐消失了，它们迟迟不能越过人均GDP12000美元这道门槛，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例如，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拉丁美洲的墨西哥、阿根廷、智利，都长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据世界银行的专家分析，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遇到了以下困难：
第一，由于国内工资收入水平上升，这些国家无法同低收入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竞争，某些低收入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出口竞争中，比中等收入国家生产的同类商品具有优势，在吸引外资方面也更有吸引力。
第二，由于这些国家缺乏能与发达国家竞争的优势产业、先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产品，它们的困难加大了，它们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机会几乎没有了。
第三，这些国家已经丧失当初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挺进时的那种艰苦拼搏的精神和斗志。一般民众开始更多地追求福利社会的成果，总希望政府把更多的资源用来实现福利社会的各种目标，否则就对政府不满，于是胃口越来越大，难以自拔。一般民众不了解福利社会主要在高收入阶段才能逐步实现。
第四，这些国家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盛行。人们亲眼看到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滥用职权牟取私利等情况，他们的信心大大下降，官民矛盾激化，引发社会动乱。他们或者移民国外，或者消沉、失望甚至绝望，他们不再像当初创业阶段那样致力于经济振兴了。一般民众的消极、颓废、失望、绝望情绪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又一致命伤。
“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这样出现的。在这里，不妨再做进一步分析，“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包括了三个“陷阱”，即“发展制度陷阱”“社会危机陷阱”和“技术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一个“陷阱”是“发展制度陷阱”，要靠深化改革来避免。已经或正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从传统社会走向工业化社会的国家。在它们从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不一定经历了传统制度的激烈变革阶段，从而可能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社会的特征，传统势力和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仍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些特征和势力往往在农村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山区、边缘地区表现得相当顽强，它们成为这些国家“发展的制度障碍”，也就是“发展的制度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二个“陷阱”是“社会危机陷阱”，要靠缩小贫富差距、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和社会管理创新来避免。“社会危机陷阱”是怎样形成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无非是贫富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和缺乏社会管理创新所造成的。
“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三个“陷阱”是“技术陷阱”，要靠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创新来解决。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经济停滞，摆脱不了困境，同技术上难以有重大突破有关，虽然它们认识到，如果技术上没有重大突破，缺少自主创新，缺少产业升级，缺乏技术先进的优势产业，人均GDP 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与高收入阶段之间的门槛。
然而，在这方面，它们往往无能为力。为什么？这主要是因为：技术创新必须同资本市场创新结合。如果缺少这种结合，这些发展中国家，即使已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要想在尖端技术方面有重大突破，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的“技术陷阱”。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时间并不久。在中等收入阶段继续前进时，中国会不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并落入其中，这已经成为人们的热点问题之一。希望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虽然是一种愿望，但也只是一种假定，因为这里还有若干假设条件，需要探讨。
假设之一：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如果遇到“发展的制度障碍”，该怎么对待？是继续推进改革，清除这些制度障碍（例如城乡二元体制、市场的不公平竞争环境等），还是犹豫不决，不敢或不打算采取有效措施，或者认为这些方面的障碍在现阶段的格局下不可能阻碍中国经济的继续前进？只有采取第一种对策，下定决心，大力推进相关的改革，才可以跨越“发展的制度障碍”而不至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假设之二：要对中国现阶段和在经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的社会冲突的状况和趋势做出实事求是的估计，要正确对待已经露头的社会不和谐的迹象，既不能视而不见或听之任之，也不要惊慌失措。正确认识，正确评价，正确对待，是最重要的。
如果认为贫富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等等问题确已到了必须正视而不能忽略的程度，那就应当迅速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一一缓解，以增加社会的和谐程度。这样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否则，不是没有可能导致社会不安定和社会矛盾激化，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假设之三：在中国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绕不过“技术陷阱”，不能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尖端技术等方面有重大突破，如果资本市场依旧是不完善、不完整的体系，技术创新得不到资本市场有力支撑，那么即使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在高收入阶段仍会长期停留在较低水平的高收入阶段。
这可能反映出中国资本市场并没有发挥在促进技术创新中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的产品能以“中国制造”开拓国际市场是必要的，今后仍应继续在“中国制造”方面努力，不能丢掉“中国制造”的成果。但中国又不能以“中国制造”为限，而应当努力在某些关键性行业和产品上以“中国创造”代替“中国制造”。
假设之四：中国必须摆脱过去长时期内支撑经济增长率的旧模式，也就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的旧模式。中国应当摆脱过多依赖投资来拉动增长的旧模式，转向投资与消费并重的拉动增长的模式，再进而实现以消费需求带动增长为主、投资需求带动增长为辅的拉动增长的模式。
这样才会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才能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避免失业与通货膨胀的交替出现，也才能避免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发。否则，即使中国过几年人均GDP超过了10000美元，仍不能认为中国走上了稳定、健康增长的道路。
假设之五：中国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能够在发展中取得这样显著的成绩，全依靠改革开放以来调动了民间的积极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迅速成长壮大了。
如果今后循着这样一条道路走下去，致力于发展民营经济，培养一批又一批有战略眼光的、有志振兴民营经济的企业家，中国一定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