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客户端报道，要想成为牛郎，从点烟、倒酒、折毛巾到聊天内容的礼仪要求都相当苛刻。新人是没有资格获得“指名”的，只能作为助手作陪，消费都算在前辈的账上。新人要做杂务，如扫厕所等。闲暇时候要上街揽客、搭讪，但往往是无用功。为了获得潜在的客户，牛郎需要随时保持时尚装束，为了维持个人形象需要不断投资，不少人因此债台高筑。
他们造型时尚、衣着光鲜、年少多金，是各年龄阶层女性的偶像，是媒体报刊的宠儿。
在日本，他们被称作牛郎——不是中国神话中那位勤劳勇敢、对爱情坚贞不屈的小伙子，而是男妓的代名词。
牛郎在日语中为“hosuto”(来源于英语host的音译)，中文通常翻译为“男公关”。这个行业表面上也遵守政府规定的“不卖身”原则，属于合法的“风俗业”。
“稚儿”与“小姓”
崇尚自然的日本人向来把性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对待，从不羞于谈性，对性的宽容程度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这从各种文学作品、历史典籍中能窥见一斑。
平安时代(794~1192)出现了有记载的男性性工作者。八世纪成书的《续日本记》中提到，在圣武天皇去世期间，本有希望接任的太子道祖王由于沉溺于男色而被废。平安后期的权臣藤原赖长也在日记《台记》中也记述了他和几个男性同衾的事。
当时，在寺院和官员之间有着供养“稚儿”的风潮。稚儿，本意是指年幼的男孩。宫廷、寺院都需要使用大量稚儿以排成各种队列，举办各种祭祀仪式，于是不少年幼的男孩被送到寺庙里培养。这些大致在7~18岁、还未行“元服”之礼(古时男子成年开始戴冠的仪式)的少年修行僧一般容貌俊美，着装华丽，举止优雅，并且和贵族女性一样垂髫披发、拔掉眉毛、涂脂抹粉，也穿女装，符合喜好男色的官员们的审美要求，不少官员趋之若鹜。而僧侣们受到佛教清规戒律的约束，不能公然接近女色，于是在寺内学习礼仪的稚儿就成为了僧侣们泄欲的工具。
稚儿也分等级，皇家和贵族子弟出身的为“上稚儿”，不需担当陪侍重任。“中稚儿”(会读书、头脑聪明办事灵活的)和“下稚儿”(出身穷苦人家被卖进寺院的)则难免成为泄欲的工具。
稚儿一直持续存在到江户时代。《秋夜长物语》和《稚儿物语》是当时最有名的描写僧侣和稚儿间爱恋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多以稚儿的死去结束。
进入战国时代(1467~1568)，大名、武士们奔波于“与女性无缘”的战场上，此时他们往往有“小姓”，即随从。除了跟在大名、地位高的武士身边负责生活起居等杂务外，小姓往往还提供男色。这些小姓多出身下级武士家庭，对主公忠心耿耿，为其出生入死。这样的男色甚至比女色更让人觉得可贵，以至于丰臣秀吉在取得天下后开始远离男色的行为，让人觉得不齿。
历史上著名武士与身边的小姓们的故事数不胜数。最有名的小姓也许是森兰丸。他13岁开始跟随织田信长，被织田信长视为“三件宝物之一”，获赐5万石的领地。遗憾的是，他一直无暇享受，18岁那年，在“本能寺之变”中为信长力战而死。
除了小姓，还有叫“小草履取”的，是战国时代后期不少武士以“帮自己提草鞋”的名义，带在身边的十五六岁的美少年。叫法不同，但属于换汤不换药。
现代牛郎店的雏形
小姓和小草履取说到底是为了混口饭吃，稚儿则有不少被僧侣卖给老板、再卖给客人牟利的情况。而一开始就是卖身的、属于现代牛郎起源的则是“阴间”。
“阴间”本义为舞台背后的(少年)，指的是未登台的歌舞伎学徒。江户时代(1603~1867)，歌舞伎盛行，不少“游女”(歌妓、娼妓)看到了商机，也加入了歌舞伎表演的行列，表演卖身两不误。政府觉得“游女歌舞伎”败坏社会风纪，1629年决定禁止一切歌舞伎表演。
歌舞伎演员们为了求得生存，开始让年少貌美的“阴间”扮演女性角色，这叫“若众歌舞伎”。但美少年们扮起女性搔首弄姿来，一样是迷倒众人。很多美少年十分敬业，他们以“看自己是否能扮得让人分不清男女”的态度在演出间隙外出出卖色相，于是1652年“若众歌舞伎”也被禁止。但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阴间茶屋”，专门聘请美少年陪侍卖身，成为现代牛郎店的源头。
“阴间”实在是太受欢迎了，于是京都、大阪一带有人开始从小专门培养。让他们从小注意饮食，保持纤细身段，语言动作优雅，不吃任何会造成体臭的食物……这样的美少年专门接待男性，一般做到19岁，如果20多岁还接客，便被取笑为“大釜”(肛门的俗称)了。但也有成年后接待贵族女子、寡妇的。
牛郎俱乐部的雏形是1965年成立的“Night东京”。当时经济高速发展，又适逢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家庭主妇手里的钱也多了，她们很多人对流行舞产生了兴趣，但是丈夫忙着赚钱，“想跳流行舞但是老公没时间陪，所以找个陪跳舞的”，于是对男舞蹈教师的需求出现井喷。1971年，爱田武把握时势，成立了专门陪女性开心的“爱俱乐部”，成为现代牛郎俱乐部的基础。
随着媒体的大量报道宣传，牛郎成为各时尚杂志的主角，再加上《夜王》《王牌男公关》等许多影视剧作品的推波助澜，牛郎产业极为火爆。
1个月挣200万日元
东京新宿的歌舞伎町是日本有名的“东洋第一欢乐街”，这里集中了200家牛郎俱乐部，供养着三四千名牛郎。牛郎们的巨幅广告牌堂而皇之地贴在大楼上，根据每个月的营业额情况，排名经常变动，竞争激烈。
他们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讨好女人，为女人提供各种服务。
牛郎俱乐部的顾客从18岁少女到花甲妇人都有。公司白领、事业有成或老公富有的中老年女性居多。
按法律规定，牛郎俱乐部不能卖春，女人们主要是喝酒、聊天、寻开心。除了卖淫行为，可以“胡作非为”。牛郎们想方设法让客人们一掷千金，赚取高额的酒费提成。彼此心照不宣。
牛郎们每个人都是营销大师，是出色的“心理大师”。他们要了解客户心理，判断客户的需求，看看采用什么方法可以让客人多花钱。主要的营业技巧有：“朋友营业”(给客人自己是她朋友的感觉)，“色恋营业”(尽量扮作对方喜欢的类型，让对方有恋人的感觉)，“枕营业”(下班之后直接出卖色相维持销售额)等。
还有一种技巧比较神奇，叫“ORA营业”：说话用命令语气，颐指气使指挥她买酒，或是故意讽刺和打击她，开口闭口说她丑，取笑她。某电视台曾以纪录片形式报道过，有人用这种方法获得了1个月2000万日元(约合106万人民币)的营业额——客人气急败坏的时候反而对牛郎印象更深刻。不过这种方法有一定危险，需要慎用，毕竟很可能立刻激怒客人。
还有一种技巧叫做“装饰瓶”：故意把喝完的空瓶摆在桌上，暗示客人继续点。还在周围的桌子上摆上价格昂贵的酒的瓶子，让客人不好意思点便宜的。
其实女人们除了来舒缓压力之外，也好奇想看看“看你怎么引诱我花钱？”
如果客人进店后只喝相当于市场价10倍的啤酒，牛郎收入就不多了。最好是发泡酒、香槟酒和红酒。发泡酒基本1万日元(约合530元人民币)起步，香槟和红酒从三四万的到180万日元的都有。一家店一晚上开几瓶上百万的酒很稀松平常。只要客人点了最好的酒，店里所有的服务生和牛郎都会齐声欢呼表示感谢。
牛郎收入颇丰，一个月挣200万日元(约合10.6万元人民币)很正常，破千万的也不在少数。不少深受债款所累的男艺人，也选择下海陪酒，做起了牛郎。
牛郎的营业不仅限于店内。他们上班时陪客人喝酒聊天，下班时也要打电话继续与客人聊天。客人需要的话，就马上陪同外出，逛商场、去游乐园，甚至去宾馆陪宿。
当然，要想成为牛郎，从点烟、倒酒、折毛巾到聊天内容的礼仪要求都相当苛刻。新人是没有资格获得“指名”的，只能作为助手作陪，消费都算在前辈的账上。新人要做杂务，如扫厕所等，闲暇时要上街揽客、搭讪，但往往是无用功。为了获得潜在的客户，牛郎需要随时保持时尚装束，为了维持个人形象需要不断投资，不少人因此债台高筑。
即使熬过最初的几个月，也要面临今后激烈的竞争。如果卖不到店里要求的数额，则会被辞退，所以牛郎的流动性很大。
牛郎店实行永久指名制，即一个客人一旦指名了某个牛郎，以后就都找他，酒钱都算他的营业额。这是为了防止不正当竞争，争抢客人。
牛郎界绝对的禁忌是：与其他牛郎的客人保持深层关系，索要其他客人的手机、住址等；或是说同行坏话，煽动更换指名。这些属于“炸弹行为”，违反了被开除、被殴打几乎是肯定的——开牛郎店的不少都有黑道关系。
法律约束作用不大
有数据表明，日本女性婚后出轨率高达80%，许多女性不愿结婚而找牛郎减压，许多已婚家庭妇女在家务之余也愿意消遣牛郎。
牛郎的存在凸显了日本法律的不完善。日本《风俗营业法》规定了营业场所(不得在学校周边等)、时间(不得超过深夜1点)、审批制度，但约束作用不大。只要有客人，牛郎俱乐部基本都通宵达旦营业。
另外，日本有《卖春防止法》禁止卖淫，但其中主要是针对女性娼妓做出的规定。但卖淫这个问题，是无法控制和管理的，因为牛郎在营业时间以外的交际很多，不能排除“枕营业”的可能。前几年还发生过有女性和牛郎发生性行为3天后宣称怀孕，将牛郎关在自家折磨了9个小时后、向其家人提出500万日元赔偿的事件。
按规定，牛郎店禁止接待18岁以下少女，但时常有人虚报年龄进入。有些女孩深陷“色恋营业”陷阱，欲罢不能，往往借债前去，最后造成悲剧的报道也有。
因为店内的竞争过于激烈，暴力殴斗、欺凌等问题也屡见不鲜。
除此之外，“韩流”在日本兴起之后，许多韩国男性进入日本，现在日本已有三四千名韩国牛郎，其中非法滞留的比较多。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差牛郎”“兼职牛郎”或是“个人营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了，这或许是今后牛郎俱乐部发展的趋势。(来源：2015年09月02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8期 覃思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