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足球老板王健林。 IC供图
本报记者 张子宇 发自 深圳 广州
与始终呼喊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口号相伴随，中国绿茵场上从来不缺乏社会的关怀，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是权力与财富。当中国足球开启职业化之路，改变足球的想象空间一下打开。这两股力量，随即开始以各种形式进行结合。而民众，对种种可能性充满期待。不过回溯绿茵场往事，他们发现一切并不如想象美好。
1998年9月27日，两支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进行了一场普通的足协杯比赛，最终，辽宁队点球击败甲A霸主大连。由于对主裁判俞元聪的三个点球判罚极为不满，督战的大连队老板王健林在赛后怒火爆发。
“我本来不应该参加新闻发布会，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搞了5年，虽然有进步，但比赛场上黑暗面太多了。因此，我郑重提出两点：一、万达足球俱乐部将对本场比赛的执法全力申诉；二、基于目前的现状，搞足球还不行，因此我正式宣布，今年联赛后万达将永远退出中国足坛，以示抗议！”
这番表态慷慨激昂。当时，地产商人王健林和他的万达集团，虽然已经名声在外，但很少有人能预料到，10多年后，他的光芒会更加夺目：中国首富、世界耀眼的商界明星和各国元首的座上宾。
在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之路上，除了王健林，还有许多曾为足球一掷千金的投资人，如尹明善、潘苏通、张海、徐明、宋卫平等。虽然在中国投资足球并不挣钱这是公认的，但是，中国的商人们对这项运动的热情却从未停止过。
不挣钱的足球似乎和商人的趋利属性产生了矛盾，公益和个人兴趣无法完全解释此点。“至少我了解的，没有‘纯粹’因为喜欢足球而巨资投入的老板。”前《南方体育》总编龚晓跃向时代周报表示。
这些商人看重的，是门票，赞助商和转播收入之外的利益，如社会资源、广告效益，甚至赌球。已经入狱的前陕西国力队老板王铂，买球队就是为了赌球打假球。
当然，前述这些都是常规动作甚至是不入流的潜规则。搞足球，还有可能带来一项非常重要的影响力，比如社会影响力、政治影响力。
多年来，以王健林、徐明、张海、郁知非等为代表的企业家和投资人，为了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带着真金白银投身中国足球大舞台，上演了一幕幕相似而又不同的悲喜剧。
足球市长制造大连王朝
对于刚刚尝试职业联赛的中国足球来说，王健林和他的大连队拥有神奇的力量。在大连队面前，旧制度下的豪强纷纷溃败。即使曾如霸王龙一样可怕的辽宁队，也无法阻挡王健林的球员们一次次走向胜利。
引导这支球队的摩西是王健林，而王健林的魔杖则是成捆的人民币。他携带巨额赢球奖金到球场督战，赢了就当场发现金是曾经的甲A一景。除此之外，还不惜代价买进优秀的球员，1995年和1996年让王涛和郝海东从八一队转会大连，分别花费了66万和220万，尽管以现在的标准，这个数字不值得一提，但当年则有如天价，均创当年国内球员最高纪录。 王健林还斥资引进一批在职业联赛初期堪称翘楚的外援，如曾入选过捷克国家队的瓦兹拉夫 内梅切克等。大连一年在外援上花费1500万，也是当时国内之冠。
高额投入也带来了巨大的回报，郝海东前面摧城拔寨，内梅切克在中场堪称大师级，大连4夺甲A联赛冠军。大连万达强大如现在许家印的恒大队。
然而，摩西只是一位先知，必须遵从上帝的旨意。大连和中国其他地方的足球先知后面也有不同的上帝，那就是一群被称为“足球市长（书记）”的人。原深圳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孟庆森表示：“投资足球的企业，通过当时兴盛的所谓市长足球，来获得政府资源。”
被媒体冠以“足球市长”之名的地方官员并不少，但最显赫的是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大连足球是他显赫的政绩和卖点。《中国足球俱乐部内幕》一书中写道，1994年联赛刚开始的时候，大连队曾面临困境，是市长薄熙来亲自决定，万达集团接手大连队，市长的决定给大连队带来了生机。
其时，“足球市长”不但多，介入足球的方式也各有千秋。据韩勇《中国足球俱乐部内幕》一书，1995年在上海，时任副市长的龚学平还专门过问申花队队长范志毅女友调入上海市工作的情况。而在青岛，市领导曾介入青岛海牛队的内部教练更换，让前主教练刘国江重新复位。
1990年代在中国最红的是意大利AC米兰足球队，多次横扫意大利和欧洲。而其老板贝卢斯科尼意通过足球扩大了影响力，这让中国的一些足球人和球迷感到羡慕，他们太渴望中国拥有自己的AC米兰足球队。
有意思的是，冲冠一怒之后，王健林却没有走。据谢弈《中国足球调查》一书披露，王健林退出足坛一事，甚至惊动了党中央。而足球名宿、前上海申花和大连万达主教练徐根宝在《风雨六载》中曾写道，1998年底王健林突然喊他去，告诉他，“根宝，情况变了，薄市长召开了市政府足球内阁会议，在会上决定让我继续搞万达队，而且让你继续做教练，也不放海东去英国了。”
王健林留下了，但他似乎已经失去了对足球的兴趣。1999年大连队一度陷入降级区，2000年，万达终于退出中国足坛。 当时的《地产Show》杂志报道称，王健林可能嗅出了什么不好的味道。
“王健林在职业联赛初期，已经从足球里拿到应得的回报了，等把大连队出手的时候，中国足球已经转入低谷了。所以这次退出颇为明智。”龚晓跃认为。
在《足球之夜这几年》一书中，央视足球解说员刘建宏有过这样一番分析：“我们所谓的职业俱乐部，虽然冠有投资者的名称，但投资人多数情况下仅仅被视为赞助商，他们的利益更多地要依靠长官意志或政府行为来赐予，这其中隐藏了较大的不稳定性，那种靠天吃饭的感受并不美妙，更有甚者，老板们的虚荣心有时也得不到满足，在外人看来球队是这个城市的，球员是公共财产，老板只不过是管家，掏了钱，废了劲、操了心还得受气，这样的老板不当也罢。
大连的足球王朝并没有结束，换老板，换管家。王健林细心处理着交班工作，他承诺以一个让局外人眼红的价位进行转让，还无偿赠送3000多万刚建好的基地。
新的老板兼管家是实德集团的徐明。与热爱足球的王健林相比，徐明的诉求更为明确直接。有大连足球界人士向时代周报透露：“徐明比较年轻，对足球没有太多感情，主要是借此和薄熙来搭上关系，连球队都去得不多。”徐明也进行了大笔的投入，大连实德队依旧风光无限，又夺得了4个联赛冠军。直到实德集团出现经济问题，徐明也因涉薄熙来案，2012年被逮捕。
此外，薄熙来对足球的爱好似乎并没有延续到新的岗位，后来他明显淡化了和足球的关系。不过一位大连队的球员向时代周报透露，某年大连队到重庆比赛的时候，薄熙来还专门接见了教练迟尚斌、队员郝海东和李明。由于李明一开始并没有在会见名单里，接见时没有准备好礼物，颇有点小尴尬。
无论如何，那支曾横扫中国足坛，并向亚洲足坛最高峰发起冲击的万达队已经消失。其后继者实德队，也随着徐明一起陨落。2012年，大连实德队干脆注销，球员全部转会大连阿尔滨队。
万达—实德足球王朝已然烟消云散。曾经风光的足球市长薄熙来，在2013年9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那年上海滩德比
类似徐明这样和政府官员有牵连，导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现象在中国足坛并不少见。慕马案后，华晨集团退出沈阳足球；远华案震动中国官场，厦门足球随之巨动。但更大的震动，发生在上海。
在大连万达兴盛期间，上海申花队是中国足坛为数不多能与其抗衡的球队。连沪争霸、国家德比是那时候的中国足球主旋律。而申花这个名字透着优雅的气质，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经济都市，最国际化之地。也让人期待诞生符合世界主流规则的职业足球俱乐部。
上海足球确有一层职业化光环，这里的球迷喜欢模仿日本和欧洲的球迷风格；这里拥有中国第一个专业足球场；一些国际声誉的球员如约格 阿尔贝茨、尼古拉斯 阿内尔卡、迪迪埃 德罗巴、德扬 佩特科维奇、索尔 马丁内斯等曾在这里驻足。曾经的申花队总经理郁知非，还被赞誉为中国第一位职业体育经理人，他的得意之作是1999年申花队与当时三冠王曼联队的友谊赛以及F1大赛。
更何况，上海还曾拥有中国职业联赛最瞩目的同城德比，在欧洲足坛常见的德比大战，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颇为洋气的东西。然而在反赌球大潮中，郁知非和上海组足坛的多位明星包括申思、祁宏、江津等先后入狱。
上海足球没有看起来这么美丽。
在中国足坛，搅动着巨大利益的上海德比，确实是无法翻过的一页。
2003年，中国国家队在前一年历史性地获得了世界杯入场券，全国的足球热情达到了顶点。几近疯狂的社会让足球政经链条上增加了新的成员，一位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战士徐泽宪，以令人深刻的金元战术，打造出一支当时联赛的豪华劲旅上海中远队。
徐泽宪是著名的国企中国远洋集团下属一个房地产公司中原置业的老总，厅局级干部，掌控的资金庞大。那几年徐泽宪的风头一点也不亚于他的上司，中国远洋集团总裁魏家福。
徐泽宪有足够的理由在中国足坛掀起一场巨浪。因为其实他已经拥有博鳌论坛这个代表作。博鳌论坛成功运营不但成为徐泽宪背景与实力的最好广告，这个论坛本身的属性也决定了他拥有令许多人羡慕的政治资源。
于是，徐泽宪天神下凡一般地高调杀入中国足坛，据时代周报了解，除了希望在上海主流面前展现自己的实力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徐泽宪确实是喜欢足球，甚至连上海本地一些低级别联赛乃至女足比赛都会看。
和大连一样，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也以喜欢足球著称，1994年的时候，曾经是电机厂厂长的郁知非在美国接了时任市委副书记陈良宇秘书的一个电话，让他火速回到上海接手申花队。这个电话改变了郁知非的一生。甚至陈良宇之子陈维力还曾任申花俱乐部的副总。
关于陈良宇对足球的喜爱，一位上海资深足球圈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两件事。一个是当时球员在违反交通规则后被交警拦下来，不少人就用良宇（书记）找我去开会来做借口，一般警察也都会意放人。另一件传闻则是，有一次中组部来检查工作，讲到足球的时候，陈良宇谈得头头是道。
申花和中远，谁才是陈良宇喜欢的球队？从时代周报向多位上海足球圈内人询问的结果是，陈良宇是一个恋旧的人，他喜欢的是前者。
上海滩德比就在这种复杂的状况下开始了，申花和中远背后的投资人都在显示着自己的财力。徐泽宪自不待言，重金挖来了申花队的一干功勋旧将，如祁宏、申思、范志毅、吴承瑛等。这明显是拆申花的台。
特别是世界杯预选赛的英雄祁宏，本来是申花队新赛季的战术核心，却被徐泽宪横刀夺走。
申花花费也超过一个亿，而且是政府下面的国企买单。俱乐部的主要股东上海广电集团注入重金，买来张玉宁等红星和当时明显高于中国联赛水平的一流外援。曾是上海大剧院院长的申花总经理楼世芳此时底气十足。一位上海足协的官员明确说：让上海夺得甲A冠军，众望所归。当年的上海广电集团总裁是王成明，因涉陈良宇案2007年被判处死缓。
那一年，徐泽宪距离冠军很近很近，最终却功亏一篑。上海中远在申花最后一轮惨败于深圳的情况下，极不正常地输给了天津泰达。有上海足球圈人士告诉时代周报，陈良宇曾找过徐泽宪，问能不能让出冠军。当时如日中天的徐泽宪表示，还是看两队各自发挥。
真相在随后的足球打黑风暴中渐渐浮出。那场中远和泰达的比赛存在重大问题，中远核心球员被收买。曾经的世界杯英雄祁宏、江津、申思因此锒铛入狱。
争冠失败后，徐泽宪的人生进入了低谷。2006年，他带着球队远走西安。用圈内人的表述则是，“被踢出了大上海。”
最终，徐泽宪彻底退出足球。中远没了，申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陈良宇案和打假风波严重地冲击了上海足球。申花队在新老板朱骏的下面曾又短暂地风光了一下，但很快就证明朱骏并非明主。
现在的上海足坛，虽然拥有三支中超球队，但都处于下游。“目前的领导对足球没有兴趣，所以申花的几个大股东都不愿再投钱。朱骏自己投了很多钱，但一来他的股权始终只有28%，市政府拒绝把其余在国企手里的股份交给他；二来他希望市政府给他的地也没有成功，所以现在处于一种自暴自弃的状态。”前述上海足球圈人士谈到。
这里所说的土地，是申花著名的康桥足球基地，在寸金尺土的上海，显然不是轻易能够许诺给朱骏。
尽管外滩灯火繁华，但是上海的三支球队却始终没有什么大手笔投入，三支球队，特别是老大哥申花的落魄，多少和上海的经济地位有所不符，不过似乎没有人在乎这些了。
特区足球的怨念
和上海一样，深圳也是一个大型经济都市，无论是商业环境、人口、优质企业方面，都处于中国领先的位置。然而目前的深圳，竟然没有一支顶级联赛的球队。在刚刚结束的2013年中甲联赛中，曾经的顶级联赛冠军深圳队，连续第二年冲超失败。 这里更类似一座足球怨城。深圳足球界，从上到下苦苦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张海以后，就不再有一投资者愿意挽救这里的足球。
“深圳没人投资足球主要是因为深圳都是外来者，没什么地域观念。相比深圳队，很多人更支持真正的家乡球队。”曾在前述的申花与深圳之战攻入3球的，前深圳队和中国国家队前锋李毅告诉时代周报。在中国，李毅是一个影响力不限于体育本身的人。 也有人认为，因为深圳的政府缺乏扶持足球的兴趣，这里的企业家自然也不会就此烧钱。
其实，土地与足球这个联系，曾经让深圳队有过一段稳定舒服的日子。就如朱俊希望获得康桥基地的土地一样，在中国，足球与政府的一种关系是，通过投资足球获得政府的优惠政策，既包括税收上的，更包括获得土地上。
“要是没有政府行为，弄几十亩土地做训练基地，我们几乎过不下去。” 《中国足球调查》中转述一位俱乐部老总的心态。
1997—2002年，深足属于平安集团。用现在的流行语说，这是一个标准的高帅富东家。但实际上，平安集团对足球的重金投入，受到了经济上的质疑。一位前平安保险公司的股东告诉时代周报，当年在一次股东大会上，马明哲因此被股东们围攻。大家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在足球上投入数千万的巨资。而马明哲解释，足球对扩大平安的影响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足球对于平安来说也不仅仅是影响力而已，平安获得回报，就包括两块重要的土地。在深圳足球圈里，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自然也有人抱怨，平安拿到地了，就不玩足球了。
“平安退出中国足球，也不是说拿到了地就走了。考虑到上市的问题，要剥离不良资产。”深圳球迷会会长简满根对时代周报表示。
这其实是中国足球的一个怪圈：职业足球俱乐部一方面带来了城市英雄的荣誉，一方面则由于巨额投入与产出不成比，有着不良资产的恶名。中国足球也在这种矛盾中，迎来一批又一批新的投资者。
平安退出以后，一个叫张海的人带来了深足的黄金岁月。张海获得了健力宝集团，并收购了深足。深足一度风光无限，夺得了中超元年冠军，并被称为“皇家健力宝”。张海也通过不断并购球队，组成了自己的健力宝系，在那几年，深圳的张海、大连的徐明、上海的徐泽宪，可以说呼风唤雨。
后来在2007年被捕入狱的张海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人，关于他的故事丰富多彩。据《中国足球内幕》透露，张海背后曾有一个显赫的政治家族。健力宝的资金链断后，2005年杨塞新成为了深足的老板。
在张海和杨塞新时代，许宗衡是深圳的市长，他和体育并非无缘，曾帮助深圳获得了2012年大运会举办权，他甚至被称为大运市长。不过许宗衡看上去只想当大运市长，不想当足球市长。“许宗衡从来没有看望过球队，他对足球不感兴趣。”简满根说，2004年夺冠那年自己很伤心，“市里基本没有领导来看，广东省里的领导也没有表示，而恒大夺得联赛冠军后，立刻受到省里领导的祝贺。”
杨塞新想通过足球获得什么？一位前深足管理层人士告诉时代周报，“杨塞新曾经希望要一块土地，来做主题公园，通过运作房地产来养活球队，不过没有成功。”
杨塞新如同上海的朱骏一样，减少投入并大肆出卖球员。孟庆森开玩笑说：“我经手就卖掉了一支国家队”。通过出卖球员虽然获得了一些现金，但是深圳队彻底从中超冠军沦为了鱼腩，实力甚至弱于平安时代。在平安时代，虽然成绩不好，年年保级，但由于背后东家的经济实力，球队的运作和球员水准尚可以。“很怀念平安时代，其实我们不期望有多高的收入，只希望稳定。工资奖金按时发。”李毅表示。
2009年，杨塞新把球队买给了一位叫做万宏伟的商人，后者看起来也不是有钱人，在没有多少投入的情况下，2011年深足降级。
杨塞新的做法招致了很多球迷的痛恨，他们称之为“杨贼”。这种基于将一支冠军队彻底弄垮的怨念，和上海球迷对朱俊的仇恨颇为类似。
“张海、杨塞新和万宏伟都希望通过足球获得些什么，但市政府什么都没有给他们。”简满根总结。而且，自从平安集团以后，接手特区足球的投资人，其背景总离不开“资本运作”这个特征。此四个字看似高深，然而大部分球迷对此感到厌倦，他们迫切希望投资人是拥有实体经济，房地产、IT、能源等。
深圳球迷与足球界人士更重要的希望是，市政府给以足球更多的关心，带来投资者。“想吸引投资，吸引政府，不过这也需要成绩好些，有更多正能量才行。”李毅说。
对于深圳的球迷来说，他们喜欢强调，深圳是一个重视市场规则的城市，并不适合政府主导的足球，重视市场似乎成为一件令人骄傲的事，但另一方面，大家又都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恒大，希望政府多关心足球，才能招来有实力的企业，甚至简单成一句话—我们也想要个许家印。
这两件事似乎看起来比他们本身的关系要更复杂，而且略有一些矛盾。
许家印的出现，“广州恒大”演进成“中国恒大”，似乎为纠结着的绿茵政商故事找到了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即使被质疑，中国球迷依然对这条道路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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