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失去色情产业三年后：桑拿房被敲掉摇身变成孵化器

　　失去色情产业三年后，东莞找到它的方向了吗？

　　来源：Vista看天下 陈劲松 李晓芳

　　冬天天黑得早，东莞也不例外。下午六点多，天鹅湖街上光线已经暗淡下来。这里原本是东莞最有名的红灯区，不到1000米的距离里就有13家酒店，七八家夜总会。三年前的这个时间，各家酒店、KTV的灯光早就开始争艳。

　　宋长发说，那时的天鹅湖街上，周四开始，电话就响个不停。人们从香港、东莞周边甚至全国各地打来电话订房。一到周末，到处都是人，路旁停满了车辆，家家酒店爆满。宋长发是当地一家酒店的老板，酒店距离天鹅湖街也就几百米，对他来说，那是一个黄金时代。

　　现在，这条街上虽然仍有几家酒店营业，但已经完全没有灯红酒绿的感觉，车辆稀少，行人冷清，“旺铺招租”的广告随处可见，天鹅湖街看起来更像是普通二线城市的一条普通街道——稍有不同的是，在明处和常人意识不到的暗处，一张更为密集的监控网悄然运行。

　　不止此地，整个东莞都显得有些空荡。刚刚过去的东莞两会上，酒店、厂房空置的问题，引起多位政协委员的，要求政府想想办法。而春节期间，360大数据中心基于9亿用户春运前夕至除夕的迁徙态势，得出的2017春节空城指数，东莞超越北上广深当选第一空城。

　　最直接的原因是2014年的东莞扫黄，把酒店行业的支柱之一色情产业连根拔起，来这里的外地人越来越少。那些富丽堂皇的酒店，曾是东莞经济高速发展的象征，这一次它们却成了东莞转型阵痛的缩影。很多灯光艳丽、色调暧昧的KTV、桑拿房被拎着大锤的人敲掉了，它们摇身变成养老院、孵化器、写字间。然而，重建一个新世界，可不简单。

　　一路向西

　　一辆东莞的出租车开过清溪镇上的柏思酒店，司机说，这座酒店原本是地标建筑。以往这条路上24小时都可能堵车，四个方向的司机都狂按着喇叭。东莞出租车司机经常回忆那段生意最好的时期，在常平镇的大街上，另一名司机指着空荡荡的路边说以前那里停满了车。据他们回忆，每到周末，香港人就成群结队开车来到东莞。深圳到东莞的107国道上堵到两小时都挪不动。

　　“你知道《一路向西》这部电影吗？”王见智神秘地问道。东莞商人王见智是广东阳江人，19岁就来到清溪镇，“见证了这里很多产业的兴衰”。据王见智说，《一路向西》最初定的名字是《东莞森林》，有关部门听说后，“花了很大的代价才让香港那边改了名”。

　　《一路向西》中，香港男子“向西”懵懂初开，一路北上寻欢。在不少香港人眼中，东莞就是曾经的天堂。东莞的色情服务甚至发展出一套流程性极强的“莞式标准”，坊间称之为“ISO”。在它背后，是一整条庞大而复杂的情色产业链，从短信制播、化妆品市场到酒店业、按摩服务业等等，在坊间传闻中，东莞更是一度成为中国最知名的色情业基地。

　　宋长发和王见智一样，亲眼见证了东莞色情业的崛起。他是香港人，1988年便带着自己的灯饰厂来到东莞常平镇，在内地待了将近30年。2000年左右，宋长发投身酒店业，建立了一座四星级酒店。

　　“我们做酒店比较简单，你冲个凉，推推油按按摩，相对比较正规。有些酒店的夜总会、桑拿房就不同，它有些服务纯粹就是‘黄色’的。”宋长发翘着二郎腿，往烟灰缸里抖了抖香烟灰烬，语调低缓地开口说道。

　　东莞很多豪华酒店自诞生就伴有色情服务，如黄江镇太子酒店，1996年民营投资者梁耀辉利用发廊色情服务和走私汽车赚到钱后，便投资酒店。当时的太子酒店面积不到后来的十分之一，原本的发廊色情服务转移到酒店的桑拿部门，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人们在酒店消费时的嫖资已经高达500元。

　　鼎盛期单是常平镇每天都有上万的香港人前来寻欢作乐。“常平的小宾馆，‘七天’那种就有100多家，平均一家100个床位，就有一万个床位，这一万个床位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已经满了，那就是说最起码外地人有一万个。”宋长发说，实际情况比这个要更多，因为很多酒店甚至有三四百间客房，“这些外地客人大部分是香港人”。

　　东莞的老板们普遍不太把桑拿当回事，甚至将之看成经济运转的润滑剂。“这个黄色行业也并不是外面传的那么夸张，只是某些人看事物的角度不一样，”王见智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我去卡拉OK，陪陪你喝酒，搂搂抱抱说说笑，缓解生活压力，我不觉得这个是什么黄色，我乐意给钱她乐意来，只是有一些提供性服务的场所太公开了。各个产业我觉得需要一个平衡，当你切断一个平衡点，把某一样东西抽掉了，这个产业总体有点不怎么平衡。”

　　2014年2月9日，这个平衡点被打破。上午央视播发了对东莞部分酒店涉黄的暗访报道后，下午，东莞市委、市政府就部署了一场全市大扫黄，6525名警力对全市所有桑拿、沐足以及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检查。到当年6月12日东莞新闻办发布阶段性成果时，东莞涉黄案件立案686宗，抓获犯罪嫌疑人661人、处理违法人员1293人。有43名公职人员因为涉嫌提供保护伞、失察等行为被问责。东莞色情行业几乎被连根拔起。

　　发电机

　　王见智是卖发电机起家的。

　　“以前东莞发电量不够，每一家工厂要开业的时候，都会叫我去核算整个公司要用多少电，各行各业只要有用电的行业，我都会接触。”王见智说。“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指标之一就是工业用电量，东莞的用电情况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个指标的有效性。2007年，东南亚经济风暴前，东莞的用电缺口达到高峰：200万千瓦。

　　高峰背后是东莞遍地开花的制造业，三班倒的流水线工人和24小时不停的机器轰鸣声。王见智的客户，就是这些工厂。他至今还清楚记得，1990年代初期他就买了时髦的“大哥大”，2.4万元。他每天晚上都要把大哥大放在床边，方便接听客户打来的维修电话。在2000年初，清溪镇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是王见智的客户，后来业务更是扩展到整个东莞，甚至广东省内。“以前工厂生产是三班倒，订单已经排到没法排了，坏一两台机器他们都没那么重视，发电机一旦坏了，他是没办法交货的。”

　　“最会停电的时候大概是04年到08年，08、09年之前我们经常通宵，一个月最多休息两天。”开五金厂的老板李达成告诉记者。他1999年到东莞开设五金厂，巅峰时期手下有三四十名工人。那时候，客户要求的时间紧，订单量也远比现在多，“机器是不能停的，保守估计80%以上的工厂都买了发电机。”

　　“你做哪一个行业都很好赚，”王见智说那时候做生意都不用动脑，生意不愁做，钱也不愁来。“比如做铝窗，一个台湾的大工厂，一下要买一两百万以上，这些台湾人又不懂这边的行情，（我们）直接报了一倍的价钱，也就十几二十天就给他装好了铝窗，可以赚一百几十万。但参考一下台湾的价钱，这也已经很便宜。”

　　在星级酒店占领东莞前，这里最出名的是“世界工厂”。服装、玩具、电器产品从东莞发往全球。以清溪镇为例，此地是世界电脑制造业的核心，PC时代，全世界每10台电脑，就有5台产自这里；全世界每10台电脑，就有7台的外壳是清溪生产的。王见智说，那时的东莞，遍地黄金。

　　“当时东莞很多人很有钱”，一位东莞当地人接受采访时说，除了改革开放、制造业兴盛的原因，很多人也抓住制度上的一些漏洞，“如黄江镇、常平镇、大朗镇等镇区是当时知名的走私汽车重镇”，很多人靠着这些，迅速积累起丰厚的资金。

　　“有了钱根本不知道投在哪儿，高科技的东西我不懂，盖间酒楼至少我能看到有钱进出，比较踏实”，当地一位企业家说。而东莞制造业的兴盛，也给这些酒店带来丰富的客源，尤其是港商、台商，他们追求奢华的高端服务，很快就成为酒店重要客源。早期酒店从业者赚到钱后，也吸引了其他人的跟进。

　　“如厚街每年有50多场大型会展……展会基本没有淡旺季之分。”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蔡晓梅在论文《1978-2015年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与制度重构》中分析道，这些镇区在2000年前后开始，诞生了越来越多的豪华酒店。由于缺乏规范制度，色情甚至毒品开始在这些酒店里闪现。开始是来东莞做生意的商人，后来规模和名声逐渐扩大，专程来玩的客人成为主流。“甚至东莞都默认形成了一种当地的逻辑：打击卖淫嫖娼，会打击外来商客，打击外来商客，则会影响东莞经济。”

　　在这种潜规则下，虽然当地也不断进行扫黄行动，但很容易流于形式。据广东媒体2017年1月报道，广东省公安厅治安管理局原政委邹文强因受贿罪获刑七年，其主要受贿对象即为东莞酒店、KTV、桑拿从业者，其中一名行贿者坦陈其行贿主要是想通过邹文强对东莞当地公安部门领导施加影响力、不要查其经营的娱乐场所或提前通气。

　　东莞企业这种躺着都能把钱挣了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08年，金融风暴后，全球经济遭到重创，为世界代工的东莞也不例外。人工成本的上升，也令东莞竞争力开始下降。很多境外企业考虑到成本问题，将订单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东莞一度有5000多家台资企业，现在已跌至约2000家，这些留守的台资企业以传统加工贸易为主，不是地方政府所提倡的现代高端产业，因此官方和银行都“不会特别关照”，也变得越来越边缘化。

　　也是从2008年开始，东莞的用电缺口开始下降，最近几年降得尤其厉害。2012年，东莞用电缺口是160万千瓦，2013年的缺口掉到30万千瓦，从2014年开始，东莞统计局报告中再也没有提到用电缺口这个词了——连很多酒店的用电量都断崖式下降了。

　　无死角监控

　　宋长发中等身材，大腹便便，他的普通话已非常标准，只是隐隐还带着些港台腔。坐在自家酒店一楼的办公室里，他熟练地泡上茶，给自己点上一支烟。一场采访下来，宋长发抽了六七支。

　　这座曾经灯红酒绿的四星级酒店，现在一片杂乱。门前有脚手架，到处都是施工的痕迹，酒店中的工作人员只有4个。以后这里再也不见纸醉金迷，取而代之的是老年人客房。宋长发打算把酒店改造成一家养老院，原属酒店KTV的部分已基本改造完成，除了养老客房外，还建设有棋牌室，供老人上香用的佛堂等，以及扶栏、轮椅步道等设施。

　　2008年开始，东莞的制造业开始萎缩，商务客流同时减少。2012年，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出台，公务接待继续下降。这之后，色情行业成了当地一些酒店重要的收入来源。“2013年开始，一个陪侍的女孩子都没有的话，酒店生意连2005、2006年的10%都达不到”，宋长发说。到了2014年2月9日，东莞大扫黄，给了酒店业最后一击。

　　东莞扫黄后，很多人还曾持观望态度，认为这阵风很快过去。常平镇天环常北路旁有一个东方天裕酒店，2014年1月建成，当时的老板雄心勃勃，决心大显身手，压倒群雄，结果遭遇大扫黄，酒店随即被查封，常平镇的出租司机总爱嘲笑这位倒霉的老板。王见智说，“许多开酒店的朋友都觉得，这次扫黄虽然厉害，但总归是要过去的，就是这种念头让他们撑下来。”但三年过去，东莞对色情行业的管控没有丝毫放松迹象。

　　“现在女性单独或三五成群在酒店大堂或走廊停留过长时间都会引起。”宋长发向本刊记者解释道，酒店保安看到后，会上前询问，如果答不上房间号，很可能会被赶出去。

　　据媒体报道，除了无死角地监控酒店外，东莞各镇举报一个“小姐”最高可获得5000元的奖励，这样一来，所有的拉客摩托都成为天生的反黄斗士。对于一楼一凤式的卖淫，官方采取的是居委会上门的做法。一旦发现小区有卖淫行为未被查出，整个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会受到处分。

　　“当年常平镇一些大酒店的营业额一天最少三百万，”宋长发粗略计算道，“一个月就一个亿，一年可能还不止12个亿。2014年扫黄后，很多人也都回家去了，不能干了就把钱转走了，所以把整个常平的银行都掏空了。”

　　“可能市区有一些五星，凯悦这种的，它会有一些商务客，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以前它本身也不是做这种行业的。”宋长发说，但作为曾经全球星级酒店最密集的地方，东莞大部分酒店都受到影响，“现在很多酒店，一晚上开十间八间房吧”。

　　很多酒店都到了不转型就死的地步，生存是它们目前唯一的目标。为了招揽客户，四星级的半岛酒店标准客房一百五十就能拿下，作为常平龙头的汇华酒店入住率不到20%。

　　“之前四五星级的酒店内部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是KTV，有那些三陪小妹的，这类酒店最难保本。”王见智分析道，这些高档酒店最大的成本来自中央空调，这是无法节省的。只要运营，中央空调就不能关，关掉空调，会造成房间建筑和家具的霉变，导致物业损坏。据王见智测算，中央空调每月每平方米的电费是8块6，一个四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五星级酒店，每月中央空调的电费就高达三十万，一年下来接近四百万。除此之外，酒店管理架构上的成本也无法缩减，老总、副总、部门经理，一直到配备的保安、后勤，各方面的服务队伍，一个都不能少。

　　据王见智估计，一个五万平方米的五星级酒店，在鼎盛时期的估值是四个亿起，现在，报价一个亿也无人理会。“你想着个谁花一亿来买呢，等于是既没有市也没有价，你心理上也承受不了。做生意就是这样的，他只要能够撑一天，就得死撑着，都是看起来表面风光，其实撑得很痛苦。”

　　养老、网吧、孵化器

　　王见智的丰田SUV缓缓行驶在清溪镇中心的上元路上，他像这个镇的主人，环顾四周。

　　“这里是全国最美小镇，”王见智说，“不像东莞其他镇，这里的产业均衡很多。”2012年，人民网评选出了中国十个最美小镇，清溪是广东唯一入选的。“清溪的产业比较多样，不像常平，常平被酒店害了。”王见智一边说，一边驶入了路边的一片厂房。厂房面积四万平方米，杂草丛生，大门上了锁，王见智连续打了几个电话，才找到保安过来将门打开。

　　走入铁门，青草的香味，土腥味和铁锈味道混杂到一起，扑面而来。“平常大家都不敢进来的，怕这里有蛇，”王见智说，“这里的老板想每年三百万租给我，我没有答应，改造起来太难了。”

　　清溪镇位于东莞南部，与深圳接壤，在2016年的房价上涨风暴中，是直接的受益者，不少小区的房价已经升到了3万。不仅如此，清溪镇还直接承接从深圳转移过来的工厂，写字楼，以及跟随而来的劳动力。即使这样，眼前这般数万平方米的废弃厂房在镇子里还是随处可见。东莞制造业的阵痛仍在继续。

　　以前，王见智为这些厂房提供机器输送电力，现在他则成为这些破败厂房、倒闭的酒店的接盘侠。在20公里外的常平镇，有两家酒店等待着王见智来收拾烂摊子，还有更多的亏损酒店正在排队。他现在正着手的是鸿茂酒店的改造。

　　鸿茂酒店前身是三星酒店，一共五层，二层变成了网吧，其它楼层都还在装修。“原来的KTV我们把它拆了，原来桑拿房我们计划改成写字楼，或者租给人做培训，什么也好，总之要生存，”王见智如此解释他的改造计划，“一楼的大堂一千多平方米，现在缩减到一百多平方米，其他全部做成餐饮带动人气。”

　　王见智这样忙于帮助酒店、厂房转型的人并不是出于慈善目的，他有自己的算计。鸿茂酒店建筑面积八千平方米，王见智给房东的租金每月15万，而且一签就是十年，根据他的测算，每月的盈利空间是3到5万。“原来的房东没有人脉，他自己不可能搞起来。”

　　宋长发则决定自己来做。酒店的地是他自己的，没有租金成本。“这块地皮租出去一个月五六十万，一年也要六七百万，两年一千多万”，宋长发说，自己等于每年节省了几百万，自己做压力也不太大。

　　只要愿意投资，内部改造并不太难，难点在于政府审批。宋长发说，自己去民政局拿资料的时候，工作人员还反问他，“养老院你也敢开？”

　　很多酒店是敢开却不能开。“其他的酒店都十层八层，有的甚至二三十层，你叫它改养老院？装修就要上亿，敲掉它改养老院完全不划算，我只是把那些沙发那些垃圾都搬走就花了二十万”，宋长发说，自己的酒店和其他四星级酒店还是有些不同，楼层比较少，只有6层，占地比较大，这样改造成养老院施工难度就小很多。这场改造下来，他一共花了两千多万，其中一大半是人工成本。

　　2017年2月11日，东莞天鹅湖街，到处是旺铺招租的广告，即便开着的酒店也

　　是门前冷落车马稀。（郑浩 摄）

　　还有一些酒店改成了孵化器。爱创社区就是这样一个由酒店改造而来的孵化器，位于常平镇的木伦工业区，附近就是“倒霉”的东方天裕酒店以及苦苦支撑的半岛酒店。这个孵化器前身是一间四星酒店，扫黄前的主业是桑拿。“之前酒店里面的光线都是暗的。”爱创产业园总经理朱志强告诉本刊，当时他们打算在原来基础上修修补补就可以，结果发现很难，毕竟桑拿房的风格和孵化器风格相差太大，“我们实在没办法了只保留可以保留的部分，比如比较明亮的我们就保留下来，中间的基本就把它敲掉了，重新做了”。

　　孵化器成了目前东莞最热门的名词，2015年，有15家企业入围第一批东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东莞市政府给这些企业补助最高达到每年300万元。目前东莞已有30余家孵化载体，孵化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参加某镇的规划会议，规划当中提出要把酒店改为孵化器，当时我就感叹一声‘天呀’。”蜂巢咖啡创始人赖万里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酒店的盘活应该是旅游，东莞的亮点可以是工业旅游，如果都改成孵化器，我对于它们是否能成长起来，表示怀疑。”

　　“创客链条它要一个氛围，整个东莞搞这个东西的也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东莞市委党校副教授江炎骏对一窝蜂上孵化器的做法也持保留态度。“这种尝试中100元可能只有1元钱能够获得收益，你必须有99元作为牺牲。东莞搞100个创客空间，可能只会有几个创客空间成功。创新的成功率本来就低。”

　　重新发动

　　王见智开车沿着清溪镇上元路走了两公里，到了一处杂草丛生的厂房。“这就是那倒霉台湾人的模具厂。”王见智说。之前的电脑厂房虽然废弃，总算还有两个保安，但这家模具厂的旧址当真荒凉得令人心生寒意。

　　四栋楼围着中厅，上面搭的是玻璃顶棚，这曾是工人饭堂。当时工人围坐在一起，在阳光下进餐。现在顶棚已经全部破碎，只有满地的碎玻璃，四周杂草足有半米高。

　　这片厂房一共一万平方米左右，其中六千平方米是宿舍，其余是厂房。由于机器使用量增大，厂里工人逐渐减少，到2010年倒闭时，只剩下50人，这50人中，大部分在外租房，与家里人住一起，四千平方米的宿舍只住了五个人。

　　厂房属于清溪镇浮岗村村委会所有，台资老板只是租用，由于宿舍闲置面积过大，台湾投资者有意搬迁到较小的厂房。“可能是台湾人跟当地村委会沟通不是很顺利，在隔壁村租了一个大约1500平方米的没有宿舍的厂房，就决定偷偷搬迁了”，王见智说。

　　东莞的村委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在制造业大爆发初期，建一幢厂房及道路等配套措施会涉及到多个农户的承包地。让企业与相关农户逐个谈判，时间长、难度大、交易成本高。为了平衡村民利益，东莞农村通常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把分田到户的全部或一大部分土地重新收归集体，统一建厂房出租。该集体所有的村民，无论耕地是否被厂房及配套的道路等占用，都可以平均地参与分红。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000年以前，对乡村集体招商引资所占用的土地（包括耕地），农村集体上报多少，东莞市政府就批多少，没有限制。

　　这种房租经济给东莞本地市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同时也造成严重的路径依赖。从2008年开始，东莞集体收益分配总额就超过了集体经营收入总额，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逐年拉大。2011年，东莞收不抵支的村（社区）增加到329个，收不抵支的村占全市村总数的比例逼近六成。而已经成片建房的土地既不可能复垦为耕地，也不可能分成小块再划到每个农户名下。可以想象，台商要搬走，只会给浮岗村带来更大损失。

　　最终台湾老板准备秘密搬迁，而村委会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厂里的工人，结果工人以跳楼相胁。“就在那栋楼的顶上，”王见智指着面对厂区大门的五层楼说，“后来派出所，武警都来了。”

　　搬迁的事不了了之，而更离谱的事随之而来。这家厂子的供应商听说此事，担心债务偿还能力，前来逼债，要提前结算。工人也纷纷辞职，要赔付补偿金，最后需要一次性拿出现金700万。这家台资厂子最终不得不宣布破产。

　　“本来厂子一直有盈利的，运行良好，结果就为了节省租金成本，导致破产”，王见智对此唏嘘不已。他本人是搬厂事件的参与者，帮助该厂租用了搬家用的大货车，而且是垫付，厂子破产后，他垫付的二十万也随之东流。

　　“（市场里）一定是有生有死的，”《东莞经济》主编李智勇对本刊分析道，“难道最初那些做帽子的，他永远在东莞都能活得很好？那种传统的、靠低廉劳动力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它必然要死，因为没有人口红利了。”

　　在李智勇看来，这并非是东莞最大的问题。东莞旧的产业被淘汰了，新的产业同时也在进来。华为进来了，大疆无人机把生产基地也设在了东莞，“现在很多深圳上市公司的生产基地，是在东莞，它是变相的‘前店后厂’，”李智勇举了一个例子，“原来一个集装箱的衣服可能只够今天100台手机的价值。”看起来东莞的工厂在倒闭，酒店业不行了，但东莞的经济成绩单还不错。

　　“东莞最大的烦恼是本地人心态、观念的转变”，李智勇说，当地人只做配套，工厂过来了，他们提供土地建厂房，解决工人的食宿问题，“现在制造业这么难做，就出现问题了，投入到科技创新上你又不干。你到农村去问一下出租屋房东、业主，他们想着什么。现在他们的想法跟十年前是一样的，可能跟二十年前也一样”，东莞过去太成功了，使得它的路径依赖非常严重，“它的动能丧失掉了”。

　　还是有一部分人在尝试求变。“我们这里的转型很艰辛，”王见智站在破败的厂房里，向本刊记者回忆改造这些厂房、酒店过程中的不易，“你的楼层、功能改变了，那你很多消防的、卫生的、环保的证件，都要重新去办，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些部门更多的支持。”

　　王见智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块掉了色的横幅：“XX电脑员工生日晚会”，旁边供孩子们玩耍的秋千，现在已经看不到本来的颜色。这家厂房，如同王见智改造的酒店，代表着东莞一个旧时代的没落。这座城市曾靠着低含金量的传统制造业、混乱无序的酒店业持续了数十年造富神话，现在，确实到了需要做出变化的时候。如东莞市委书记说，要用新动能的增长弥补旧动能的萎缩。在东莞，有不少人做着像王见智这样的事情，把那些衰落的厂房、酒店，重新发动起来。（应受访者要求，王见智、宋长发为化名）